從戰略高度看中小企業貸款難

近日，浙江鋼構董事長盧立強溺亡，隨后曝光其死因是深陷高利貸困境，資金鏈斷裂，曾經的包頭首富金利斌也是為此自殺。

這兩個極端事件并非偶然，并非個案，折射出當前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金融生存環境惡劣。人們肯定要問：為什么這樣“優秀”的企業家，包括上千萬勤勞奮斗的中小企業家，都會被逼向高利貸市場，這么多商業銀行都干什么去了？

從2005年起，為了將大批臨近死亡邊緣的國有企業“挽救”回來，政府開始實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宏觀經濟政策，各大商業銀行對國有企業貸款開始敞開供應，而對中小企業貸款則全部掐斷除非少數已經長大成為超大型企業的中小企業。

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有個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將中小企業貸款列為高風險貸款，不僅發放條件越來越嚴，而且實行風險管理“終身制”、“連坐制”，一旦中小企業貸款成為壞賬，管理者、責任人都會被安排“下崗催收”，停發獎金，甚至退休后也要追究責任。這種規定合理嘛？若詢問100個銀行業高管，99個都會告訴你：合理。而中小企業則完全相反，中小企業的絕大多數都屬于“弄潮兒”，成長性確實有，但管理水平低也是不爭的實事，正常死亡都會經常發生，一旦遇到宏觀調控，由于庫存壓力等正常原因而陷入資金鏈斷裂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國有企業。中小企業最容易成為宏觀調控的犧牲品，而中國的宏觀調控又經常的發生，因此誰愿意冒這個風險？

2010年上半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從房地產市場很快蔓延到整個實體經濟，至2011年5月份，經濟增速連續下滑，企業成本負擔越來越大，而在不斷加大的成本中，資金成本上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溫州、東莞等地中小企業“大批死亡”的報道有吸引眼球之嫌，但“關門大吉”的確隨處可見，即使是仍在堅持生產的企業，也將生產規模壓縮至極限，在虧損中維持生產，更多的企業靠高利貸生存。它們在等，更是在賭宏觀經濟環境會在下半年好轉。很明顯，如果宏觀調控力度不做微調，指向不做改變，不出臺扶持中小企業的特殊政策，很多中小企業熬不過四季度。

現在很多媒體和官方調查機構都承認：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企業資金壓力，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加大。其實，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松的時候，他們也很難得到貸款。過去，沒有商業銀行眷顧的大批中小企業之所以能夠生存，能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仰賴的是“大環境”長期相對寬松。必須承認，當央行貨幣政策寬松時，經濟發展迅猛，很多中小企業很容易吃到國有大型企業的“剩飯”它們可以靠大企業或國外訂單取得預付款，還可以辦理票據貼現，更多的時候是靠民間借貸融資通過極低的市場經營成本消化較高的資金成本。

但當大環境趨緊時，一切都變了。當很多大型國有企業都無法取得正常貸款的時候，當幾乎所有的生產領域都被緊縮的時候，哪有那么多預付款？票據貼現市場更無法惠及中小企業，唯有“高利貸”。在嚴厲的宏觀調控背景下，國有大型企業可以靠壟斷生存，房地產企業可以靠存款、存貨以及高利貸生存，唯有中小企業最先倒下，因為它們大都屬于產業鏈最低端，平常就靠“殘湯剩飯”活著，現在大型企業資金都緊，房地產企業又處于自保的關鍵時刻，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在上漲，“殘湯剩飯”越來越少，即使有一點，也要花比“正餐”價格還貴的價錢去買，讓中小企業怎么生存？

來源：四川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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