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服裝產業需升級：新的時刻已經來臨

　　在招工難及成本高企倒逼機制下，中國服裝業走到了產業升級關鍵時期，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重新配置生產、設計、營銷等資源的時代徹底來臨了

　　“一件最困難的事”

　　“過完年，招工是我們最困難的一件事，”范梅香說。

　　范梅香是常熟千韌崗制衣有限公司總經理，新春后，她給縫紉工的年薪達到三萬左右，但招工仍讓她頭疼。

　　“這是最大的問題，”龍達飛董事長陸祥龍說，往年企業初五就開工，但今年很多企業在初六、初八，而真正開工大多到了初十，“很多人不愿意出來了。”

　　“三年前就發現這個問題了，”陸祥龍說，可是今年招工情況更嚴重了。

　　雖然，他在2009年底，就和70%的職工簽好了合同，但在大年初三，公司還是派人到安徽、蘇北等地，去慰問員工和他們的家人。

　　實際上，此時招工大戰已開始了。

　　“在安徽招工時，我們發現民工被各省企業瘋搶，”金壇服裝同業商會秘書長王菊富說。

　　而工資雖然已從1000多元，漲到現在的2300元左右，但常熟等地工人依然供不應求，工人哪里去了？

　　“本地一線員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輕人在服裝業就業的比較少；外地熟練工流失比較大，”常熟服裝協會秘書長歸無忌說。

　　“現在農民工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和他們父輩們不一樣了。”中國服裝協會副會長陳大鵬說。

　　對此，百成匯董事長陳志剛深有感觸：“現在普工大部分已是80后、90后，他們工作需求不僅僅是工資，還要享受。”

　　顯然，他們和60后、70后思路不一樣了，“原來進我們廠，還要開后門，”陳志剛說，而80后、90后對工作要求發生了很大改變，首先工作環境好，工資不要太低，最好每個星期要休息。

　　滿足不了他們的期望值，他們可能就去了其他行業。

　　比如，河南姑娘顧秀云在一家服裝廠，每月可拿到1500元，但看到同鄉在電子行業工資高一點，就辭職了。

　　“現在不是服裝廠之間的競爭，而是與其他產業的競爭。”陳志剛說。

　　由此，“今年年薪三萬，也不容易找到好員工，”范梅香說。

　　更讓她擔心的事發生了。春節后，范梅香在公司大門口看到一輛寶馬車，而三個員工拉著拉桿箱出了廠。車間主任告訴她，這些員工被挖走了。

　　“今年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郵出現了惡性競爭，有企業拿出3000元補貼挖工人，而另一個企業則提出給4000元。”

　　一些工人也開始跳槽。

　　比如在金壇，部分技術熟練工不固定在某個企業上班，哪個服裝廠需要就到哪兒去幫忙，按小時計工資。

　　于是，專門帶領農民工“跳槽”的“工頭”產生了，他們常常帶著幾十人從一家工廠跳到另一家。

　　這讓企業非常頭疼：“這是惡性競爭啊！有時加200塊，就能馬上被挖走幾十個工人。”

　　面對這樣的局面，陸祥龍也在反思：為什么有些廠可以，一些企業就不好呢？

　　其實，在他的企業里，他對職工如子女如朋友，工人家里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給他打電話，“我都全力以赴”。

　　而近年來，金壇市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督促企業對外來人員養老保險、子女入學等方面與當地員工平等。

　　同時，金壇還實行社會責任體系，企業生產生活環境大大改善，工人待遇等也有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浪潮

　　推行社會責任，無疑問加重了企業負擔。

　　顯然，廉價勞動力時代已成為過去，中國比較優勢逐漸在消失。

　　“一個職工年薪已兩萬五，”陸祥龍說，今年還要提高15%。

　　而目前，江蘇要求給所有員工都要上相關保險，如此一來，企業每年要給每個工人多付5千元，“這樣壓力大了”。

　　“不轉移，將來可能真的沒有勞工了。”陳志剛說。

　　而千韌崗早已在蘇北建立了生產基地，其公司董事長4月份還要到銅陵去考察，在老工人家鄉布局生產基地，讓他們回家做車間主任、做縫紉工。常熟不再是生產基地，而是他們的研發和銷售基地。

　　其實，雅戈爾、魯泰、溢達等企業，已紛紛在西部設立了工廠，甚至有企業把工廠開在越南等國家。

　　“拐點來了，”有專家說，經過30年高速發展后，成本直線上升，東部企業轉移的拐點到來了，產業升級的拐點到來了。

　　而這30年高速發展，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經濟危機為我國帶來了大量投資，掀起了我國服裝產業工業化第一次浪潮。

　　也正是這次浪潮，徹底打破了我國服裝產業布局。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集中在內陸城市，此次轉移的結果是，80%產能又開始集中在了沿海地區。

　　爾后2000年，全球經濟走出亞洲金融危機陰影，尤其我國加入WTO后，成為歐美產業轉移首選的中國，迎來第二次產業浪潮，但東部產能過于集中的局面并沒有改變。

　　危機背后是機遇，目前的金融危機，會給中國服裝業帶來第三次發展浪潮嗎？

　　憑借中西部資源優勢，以及在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大背景下，服裝產業“作為民生產業，在13億人口的中國，應該是東西南北中幾個區域都有，而不是局限在個別區域。”中國服裝協會產業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陳國強說。

　　而“能否按照科學發展觀，促進產業結構梯度轉移，在中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老工業基地構筑起更強的產業鏈，關系到我國能否從服裝大國轉變為強國。”中國服裝協會會長杜鈺洲說，這對中西部等地區是一個好的機遇。

　　他強調：產業轉移不能轉移落后，不是單純憑比較優勢，而是要先進技術和比較優勢結合。

　　“東部趁搬家之機‘棄舊擇新’——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加大科技投入。”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說。

　　而中西部要健全產業鏈等環境，“品牌轉到內地來，也不要只是一個廠的轉移，而是系統轉移。”湖北省服裝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林友松說。

　　“產業轉移至少包含制造業、零售業，服務業、物流產業的轉移；同時也是文化、創意時尚產業的轉移。”七匹狼董事長周少雄也這樣說。

　　而要完成高層次轉移，“企業之間要開展資源、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多元合作，學會用新技術、新觀念武裝發展服裝產業。”陳國強說。

　　比如，李寧在荊門工業園，是公司和其供應商一起打造的，核心企業是由廣東、上海、福建等各地多家公司組成。

　　“我們不要擔心被整合，只要能整合，就能優化自己。”比藍國際投資顧問總裁李凱洛說。

　　如此以來，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優勢，發展紡織服裝加工基地，沿海企業則利用研發、品牌等優勢，重點發展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產品，從而形成東中西部優勢互補的區域布局。

　　問題是，東部企業在沿海還有多大提升空間？

　　第二產業鏈

　　實際上，“產業轉移,是發達地區與發展中地區的經濟互動。”陳國強說。

　　就如意大利企業，不斷剝離不具競爭力的相關環節，但研發、創新卻持續提高，“這是產業形態的改變，”陳大鵬說，現在中國很多企業已不是管理多少工人的問題，而是把握一個管理系統，把環節進行合理分配、重新建構的問題。

　　而現在歐美企業轉移，不僅僅是生產，設計等高附加值環節也開始轉移，并且“轉移結構高度細分，”陳國強說。

　　借助此次“智力”轉移，中國品牌開始了國際品牌收購，很多資源也開始為中國企業所用，歌力思聘請了國際大師JEAN PAUL KNOTT，七匹狼和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DANIEL FARET合作“SEPTWOLVES”品牌，鄂爾多斯請來香奈兒前藝術總監吉樂·杜福爾擔任設計總監……

　　其實，產業轉移既有“水往低處流”，也會“人往高處走”，一些企業開始把研發、營銷中心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反方向轉移”。

　　比如，目前很多泉州企業紛紛將營銷、運營、設計研發中心遷往廈門，“泉州的制造基地與廈門的營銷研發中心相結合，是一種產業分工”七匹狼副總裁吳興群說。

　　“生產轉移的同時，品牌價值要提升，渠道、研發，文化都重新整合，打造創新內生力。”陳大鵬說。“我認為把產品開發好，把網絡擴大，就不怕沒有地方加工，”陸祥龍說，他現在把主要精力放在產品開發、網絡建設等方面。

　　于是，他在提高績效同時，組建了近90多個人的研發團隊，并啟動了“勁馬”，更重要的是，龍達飛建立了企業、加盟商、消費者三位一體的“誠信利益共同體”。

　　在金融危機肆虐之時，江蘇華倫天怡選擇自創品牌，把營銷中心和設計中心放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上海歌來婭服飾有限公司。

　　同樣，陳志剛依托百成匯，推出了貝納·川，試圖打破單品代理模式制，嘗試加盟，并于2009年10月，在連云港、鹽城、無錫開起了終端直營店。

　　而2009年款式創新，讓千韌崗嘗到甜頭，“幾款賣暴了，”范梅香說：大眾時尚慢慢火了。

　　“九鹿·王”將蘇繡與現代商務男裝結合，使其產品在設計、裁剪、做工、整燙等環節達到“蘇繡”般精致。

　　而去年10月底北京，“例外”及其子品牌“無用”再次出現在Icograda世界設計大會的主場地。

　　其實，最近幾年來，中國設計師與在紐約、倫敦、巴黎、米蘭四大時裝周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在新發展時期，關鍵就是要抓住‘第二產業鏈’。”陳大鵬說，這包括了從研發到營銷到文化創意品牌“軟實力”所有的重要元素。

　　這是問題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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