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貨幣金融政策如何進一步疏通傳導機制、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1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推出包括下調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利率、設立1萬億元民營企業再貸款、擴大科技創新再貸款額度等八項政策措施。央行副行長鄒瀾表示，此舉旨在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有效支持經濟結構轉型優化，為提振消費、擴大內需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此次政策組合拳不僅延續了適度寬松的總基調，更在結構性工具設計與協同配合上凸顯精準導向，特別是通過單設民營企業再貸款、拓展綠色與科技支持領域等安排，直指當前經濟復蘇中的關鍵環節與薄弱領域。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與總量政策協同發力
央行此次貨幣政策調整中，結構性工具利率全面下調0.25個百分點，與公開市場操作、國債買賣等總量性政策工具形成呼應。鄒瀾強調，政策實施過程中將注重與財政貼息、擔保和風險成本分擔等財政政策協同配合，“進一步放大政策效能”。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副主任何曉貝接受中國工業報采訪時表示，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核心作用在于降低融資成本。對于高碳行業轉型、碳減排支持工具所面向的產業，以及科技類企業而言，其前期資本投資規模巨大。因此，即使是融資成本的小幅下降，即利率降低0.25個百分點，也能為這些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提供相當重要的支持。總體來看，這類政策是從供給側入手，推動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發展。
“結構性貨幣政策的發力和擴容是央行本次貨幣政策‘大禮包’的突出亮點。”遠東資信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張林對中國工業報表示，一方面，下調各類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利率，有助于信貸資源向民營企業與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定向傾斜，并且有助于降低銀行機構的負債成本。另一方面，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持續優化、創新與擴容，如支農支小再貸款與再貼現合并使用，單設1萬億支持民營企業再貸款，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增加4000億元等。
張林指出，總量性貨幣政策與結構性貨幣政策分別起到“穩大盤”與“調結構”的作用。
專設萬億民營企業再貸款通道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已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虛擬電廠、零碳園區等新興業態作為綠色轉型的重要載體，其規模化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
“當前，民營大型企業融資能力相對較強，民營小微企業相關融資支持政策也比較多，相對來講，民營中型企業的融資可得性要弱一些。”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謝光啟坦言。正是基于這一現實痛點，央行此次在支農支小再貸款項下單獨設立額度1萬億元的民營企業再貸款，并明確將重點支持中小民營企業。這一舉措不僅是對現有支小再貸款體系的深化與升級，也旨在填補政策覆蓋中的“中間地帶”，精準回應中型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
中國企業聯合會資委會委員、高級經濟師董鵬告訴中國工業報記者，此舉本質上是從“總量支持”轉向“結構優化”的關鍵一步，核心在于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領域“所有制歧視”與“風險定價失靈”兩大深層癥結。這一設計直面當前經濟復蘇進程中，民營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集中于中小微企業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專項工具實現信貸資源的“精準滴灌”。
遠東資信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晨對中國工業報記者表示，此次專項再貸款明確將中小民營企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有助于緩解其融資難、融資貴困境，通過提供成本相對較低的再貸款額度，有效緩解其資金壓力。
經濟結構優化與新發展動能培育
2026年既是鞏固經濟回升勢頭的關鍵年，也是“十五五”規劃落地開局之年。央行此次政策包中，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額度提升至1.2萬億元、碳減排支持工具拓展至節能改造、綠色升級、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等領域、服務消費再貸款納入健康產業等一系列安排，均指向經濟結構優化與新發展動能的培育。
與此同時，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于2026年正式實施，意味著我國高碳產品出口面臨直接的碳成本壓力。
“唯有將金融工具深度嵌入產業生態鏈，才能真正激發企業從‘被動改造’轉向主動創新的內生動力。”在董鵬看來，綠色金融政策的優化必須跳出“單點補貼”思維，轉向“系統賦能”，以應對CBAM帶來的全球碳成本重構挑戰。
王晨表示，各類政策工具的協同配合有助于確保資金精準流向重點領域，有效激活實體需求。
“政策層面加大對科技創新、綠色轉型等關鍵領域的支持力度，能夠進一步引導市場資金和社會資源向這些領域集聚，逐步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能，并使其成長為中長期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引擎。”王晨說。（記者 吳晨）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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