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逆轉中國化肥依賴癥?

在產糧大省黑龍江、吉林等地調查發現，化肥的施用對近年來糧食增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讓部分農民患上“化肥依賴癥”。業內人士指出，我國化肥使用總量過高，化肥過量施用將帶來土壤品質性質退化、糧食減產等后果，危及糧食安全，影響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古典經濟學有句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這話放在當下的中國來看，尤其顯得重要而切迫———土地不能發家，勞動未必致富。如果說后者凸顯的是收入分配亟待調整的格局，那么，土地上的迷思，則是三農問題的歷史癥結。土質退化、化肥依賴，看起來像是糧食安全的問題；然而實際上，在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四大要素中，土地數量或質量上的風險，都對應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沉重隱憂。

但見糧食笑，哪聞土地哭。化肥在中國農業中的高歌猛進，唱的無非是那么一段“要數量不要質量”的和弦。據吉林省統計局年報顯示，1984年吉林省的化肥使用量折純50萬噸左右，而到2010年，化肥使用量已經達到了500萬噸左右，增幅達10倍———與此對應的，是吉林省近30年來糧食產量從200億斤躍升到500億斤的階段性水平。有數據顯示，我國現在每年的化肥使用量是5400多萬噸。2009年，中國每公頃土地的化肥使用量為341公斤，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化肥用得太多，遲早會引發連鎖問題，而問題顯然還不只在于土質領域：比如過量的氮磷大部分都流到水體中，造成水體的富營養化；氨的排放造成大氣污染，氧化亞氮的排放引起溫室效應———化肥在打開糧食增產大門的那一刻，也打開了生態環境的“潘多拉盒子”。

如果將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環境成本與數字喜人的糧食產量相比，你很難說我們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在靡廢的生態成本面前，重復的也許不過是飲鴆止渴的故事而已。我們常說科技改變人類，但仍然有些東西是科技改變不了的，譬如規律。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不是化肥決定的，不是統計數字決定的，而是這片土地之上的生存發展規律決定的。

化肥催出高產的糧食，和帶血的煤炭、要命的時速，本質還是一個意思。化肥是農民使用的，但“化肥依賴癥”果真需要農民“吃藥”嗎？無獨有偶，前幾日有媒體報道了水產養殖業的“藥物依賴癥”，記者走訪一些水產大省發現：從生產到流通各個環節，雖然“藥殘”檢測合格率不斷提高，但生產領域“獸藥魚用”和“人藥魚用”仍是暗流涌動……“化肥依賴”或者“藥物依賴”，不過是殊途同歸的急功近利之舉。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生產者，雖有道德失范的嫌疑，但市場體制與公共管理的制衡之力呢？不妨問一下，如果大米不同等級有不同的價格，如果土地利用能納入公共治理的范疇，“化肥用得越多越得利”的現狀一定不可逆轉嗎？

日本古訓云：“種植之前先做土，做土之前先育人”。土地退化是和人品降格一樣可怕的事情，生化技術再發展，農業產品總歸也是在能量守恒定律下玩的魔術。上個月的一則消息令人臉紅：日本一家企業，在山東萊陽租地1500多畝，種地、養牛。對于在家門口種地的日本人，當地農民慢慢“失望”，因為日企不打農藥，不用化肥，甚至地里長滿草，他們覺得這是在糟蹋土地。“順天收”的日本農企成了“化肥農業”眼中的一個笑話。

當土地遍布化肥，干凈的土壤就和干凈的水滴一樣稀缺珍貴。科學技術的價值何在？生存秩序的邊界何在？自然法則的敬畏何在？……“化肥依賴癥”，不過是一個遲早要回應的警醒———而農民，僅僅是龍套，而非主角。

來源：燕趙都市報 作者：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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