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聯儲前主席:商業銀行要一分為二中國也不例外


    時間:2014-03-06





    作為一名商業觀察者,我的工作內容,就是觀察商業界的種種動向。最近一段時間,有兩件事使人留意,它們都和銀行有關。

    第一件事是個大動作。由一位我熟悉的山西民企老板發起,數家山西民營企業或多或少地參與其中,籌備成立一家山西民營銀行。雖然還處在籌備階段,但它還是足夠令人激動。等待多年,中國的金融改革終于開始落地了。

    第二件事是個大人物。曾經擔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爾克來到了中國,并參加了由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EMBA組織的一場論壇,參與對話者除了沃爾克,還有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霍明德等幾位國內的金融專家。對話的主題是“沃爾克規則之后的國際金融秩序”,連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名譽院長林毅夫、院長姚洋,以及多位金融高官與高管也都特意過來旁聽。

    這兩件事,看起來毫無關聯,但細想起來,卻都能讓人想到中國金融領域里正在進行的改革。

    中國人眼中的銀行

    說銀行之前,我們先來說說保羅·沃爾克。

    即使有美聯儲主席的經歷,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保羅·沃爾克這個名字還是陌生了些,遠不如他的繼任者格林斯潘有名。這不奇怪,因為在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整個八十年代,電視都沒有在中國家庭里普及。

    不過,一位美聯儲主席是否著名,遠沒有他制訂的政策重要。就像在這場活動中,參與聽講的北大師生,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MBA/EMBA教授與學員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所探討的都是沃爾克所推動的政策,而非沃爾克本身。

    直到今天,沃爾克在位時所推動的金融變革,依然是學界爭論的話題之一。即便是他退休、成為奧巴馬政府的經濟復蘇委員會主席后,這位身高接近兩米的巨人仍在推動改變——他提出了著名的“沃爾克規則”,這項政策的宗旨,是減少商業銀行的風險投資行為。其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是禁止銀行利用參加聯邦存款保險的存款進行自營交易,以及禁止以這些存款投資對沖或私募基金。

    “大型商業銀行的行為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贏利為目標的自營交易,還有一類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做市交易。后一項業務獲得政府的資助理所應當,但前一項并不存在社會公益性,同時風險很高,政府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予以資助。”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演講時,沃爾克這樣闡述“沃爾克規則”的核心。

    沃爾克規則的新鮮之處,在于它有可能顛覆國內公眾的認識。那就是銀行應該做什么,不做什么。而要說清這一點,根源在于公眾眼中的銀行。

    即使在今天,恐怕在多數中國人看來,中國的商業銀行和政府是一回事,銀行和稅務局、檢察院一樣,就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公眾這樣看待銀行,并不奇怪,它是歷史原因和現實狀況共同造成的。

    1979年,中央政府開始了全面的經濟改革,其中的動作之一,就是把人民銀行一分為四,今天農業、建設、工商、中國這國有四大行,就是當年從人民銀行中分立出來的。所以說,公眾的看法,在歷史上是有根據的。

    就現實來說,在國內從事金融行業的相關機構中,國企占據了絕對大多數,商業銀行領域就更是如此,幾乎是由國企一手包攬的。

    不過,這些都是淺層原因。促使國人認定銀行等于政府的核心因素,是國內并沒有具備絕對公信力的法人,政府作為整個社會的托底人,對于金融穩定有無限責任。作為掌控金融重要機構的商業銀行,就是這種無限責任的承擔者。簡單說,假如哪家商業銀行破產倒閉,政府將站出來,出資賠付全部的儲戶存款。

    責任與權利

    因為承擔了無限責任,所以政府就有理由封閉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通道。一個由國有資本壟斷的行業,出現了。

    在這樣一個行業里,競爭顯然不是充分的。資本金都是國家的,經理人的職位也接近于鐵飯碗,都是自己人,那還競爭個什么勁呢?所以在中國我們可以發現,商業銀行的運營都是向下看齊的,所有銀行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服務策略。這些策略,統統都是有利于經營者,不利于客戶。

    比如說,只見下調不見上調的存款利率;比如說,小企業貸款的高門檻;比如說,不可商議的貸款利率;比如說,糟糕的窗口服務質量,最后這一條,一定不會有人站出來,聲稱自己從不曾遭遇惡劣的服務。

    壟斷、以及單邊經營策略,國內的商業銀行開始過起了暴利的好日子,光是一個存貸款利率差,就可以讓有信息之便的銀行穩賺其錢。而接下來,沃爾克所描述的狀況則開始發生——商業銀行從事自營交易來投機,儲戶也在承擔風險,但儲戶卻對此毫不知情。

    壟斷,決定了國內的商業銀行體系主要由那幾家具有明顯優勢地位的大銀行構成,它們承擔了整個社會大部分吸儲、發貸、結算的功能。一旦銀行在投機交易中失手,那么政府就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如果不出手相助,那么受損的將是政府信用;如果出手相救,那么沃爾克描述的糟糕狀況就會發生——商業銀行自恃政府不會“袖手旁觀”,就大膽進行自營交易來投機,以期賺個盆滿缽滿。

    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執行機構的商業銀行,在一些時候反過來“綁架”了政府。正是基于這種情況,沃爾克規則被制定出來,成為了美國政府指導金融業運行的準則之一。

    不過,銀行拿儲戶的錢去投機,從而“綁架”政府,倒沒有太多要被指責的地方。它是政府要通過金融控制社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沃爾克規則,以及沃爾克北京之行的意義,在于啟發了國內公眾的認識——商業銀行,其實就是一個責任與權利的結合體,在中國的特殊格局下,商業銀行承擔了無限責任,也因此得到了賺取暴利的權利,以及低水平的運營狀態。

    看法與利益——金融改革的難處所在

    要打破銀行業低水平運營的狀態,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拿掉銀行業的準入限制。一旦有更多的從業者進入銀行業,服務供大于求,銀行就會被逼著提供更好的服務。這個事實,已經得到了初步的證明——在有了數百家國有銀行作為競爭者,客戶有了較多的選擇之后,中國的商業銀行比十年前,服務態度已大為改觀。

    不過,這樣的競爭,還是非常不充分的小圈子競爭。它只能在極其有限的程度上改變狀況。因為來自同一資方,所以雖然有了幾百家銀行,但它們還是非常容易在策略上達成一致,形成辛迪加式的壟斷組織。

    就中國經濟而言,我們還真是需要一場徹底改變現狀的改革。

    金融改革,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先聲。前面我們提到的四大行分立,就是因為國內出現了財務獨立的企業,不再依靠財政撥款或銀行貸款吃飯,這時候就必須有商業銀行來幫助這些企業完成獨立核算。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經濟完成了大的飛躍,也走過了幾次起伏循環,進入了目前的通脹期。作為商業觀察者,我看到了一大批私營企業主通過經營企業積累了大筆財富,但在一個高通脹的格局下如何處理這筆財富,最理想的方式,只有對外投資一條路。

    有提供資金的,就有需要資金的。在供需對等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上存在的各類創新與機會——有模式的、技術的、社會風潮帶動的、政府影響的,只要有資金支撐,就可以找到用武之地。這些機會,正是中國經濟在下一個乃至下幾個周期里的希望所在。

    可惜的是,政府對金融的高度管制,逼迫著供需雙方只能以曲線甚至地下的方式進行連接。這里面的原因,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政府對貨幣安全的考慮。在銀行業里,信用不是簡單的承諾,它在危機時刻,需要有資本為承諾買單,這個實力,中國政府顯然是有的,民間資本做的到嗎?

    答案可能不是簡單的有或沒有。不過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事實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內已經出現了大批經營得當,現金充裕的大型民營資本集團,我們在開頭提到了那些山西民企的老板,就是這些民營資本中很普通的一批。對于沃爾克所描述的商業投機行為,這些從一線摸爬滾打了十幾甚至幾十年的老板們,對于風險的認識至少不會比有恃無恐的國有銀行更模糊。

    另一個讓政府遲遲不做金融改革的原因,則來自于對于利率市場化的擔憂。因為這顯然意味著政府對國內經濟秩序的控制能力開始下降,更直接的現象,就是人們為民營銀行因浮動而產生的高存款利率、低貸款利率而拒絕國有銀行。這當然不是中央政府愿意看到的事情。

    不過,第二條理由顯然不夠冠冕堂皇,所以一旦有一個稍顯開明的革新政府出現,相比政治制度,中國的金融改革倒還真算不上改革的深水區。民營銀行,還是如同春日青草般冒出了頭。

    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所組織的這類活動之后,或許有很多聽到沃爾克聲音的諸多MBA/EMBA學員、教授、企業人士會在心中有更多的思考。在中國真刀真槍金融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盼望民營銀行做得更好,更盼望中國的銀行業發展得更好。套用偉大領袖名篇《別了,司徒雷登》的結尾,本文的結尾不妨這樣寫:沃爾克來了,金融改革也到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來源:中國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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