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時將境外融資納到社會融資規模統計

　　自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社會融資規模數據以來，該指標數據由于比貸款更能反映實體經濟獲得的資金支持力度，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根據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居民原則，即社會融資規模的持有部門和發行部門均為居民部門，社會融資規模不包括實體經濟從境外獲得的融資資金。然而，鑒于我國連續多年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證券投資領域不斷對外開放，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外債較快增長，應考慮適時將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中的發行部門擴展至非居民部門，即將境內實體經濟的境外融資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此外，近些年外匯占款一直是我國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將境外融資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還可監測境外融資對貨幣供給的影響。

　　境外融資為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境內實體經濟從境外投資者或債權人處籌集的資金凈額，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為資金融入項目差額之和，即：境外融資規模=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差額+證券投資負債差額+其他投資負債中貿易信貸差額+其他投資負債中貸款差額。

　　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計算，2002-2012年我國各年境外融資規模與社會融資規模之比平均為23.2%，僅低于人民幣新增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比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比居第二位的委托貸款高19.6個百分點。

　　境外融資對境內貨幣供給及調控的影響較大，將其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利于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一是境外融資資金結匯后直接形成基礎貨幣，貨幣派生能力強，其占基礎貨幣新增額比重較高，對境內貨幣供應量調控產生較大影響。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總體維持升值態勢，境內實體經濟和外匯指定銀行往往盡可能地減少外匯頭寸，假設境外融資全部形成央行基礎貨幣，則2002-2012年各年境外融資規模與基礎貨幣之比平均為96.6%。

　　二是境外融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穩健貨幣政策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果。一方面，境外融資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境外融資推動外匯占款較快增長，進而推動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較快增長，流動性過剩壓力增大，央行被動采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等手段對沖過剩的流動性，實體經濟整體資金面趨緊，使中小企業等需要資金支持的經濟薄弱環節獲取資金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減弱了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果。近幾年，房地產調控中收緊了對房地產企業的信貸投放，但是房地產企業紛紛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境外上市及發債等渠道獲取了大量資金，減弱了境內信貸政策的調控效果。2010年和2011年，境內房地產行業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幅分別為42.8%和12.1%，比同期全國整體實際利用外資增幅分別高25.4和2.4個百分點。據報道，2013年上半年境內共有34家上市房企境外融資903億元，該數字已經超過2012年上市房企境外融資總額。

　　納入境外融資后的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相關性更顯著，且符合宏觀調控的市場化方向。采用基于2002-2012年的年度數據，對納入境外融資的社會融資規模、社會融資規模、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與社會融資規模、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納入境外融資的社會融資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的相關性更強。境外融資規模對人民幣匯率和利率變化較為敏感。人民幣升值會推動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境外貸款、貿易信貸等渠道融資規模增加，境內市場利率上升會使實體經濟尋求境外發債及貸款融資，人民幣貶值或境內市場利率下行會使境外融資趨于下降。

來源： 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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