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改革當著力調整央地關系

　　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一章中，特別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賜重要支柱。如此強調財政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同時也意味著，財稅體制的改革，將是未來影響中國經濟整體走向的關鍵之一。其成敗，也關乎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能否真正實施到位。近期有關“欠繳土地增值稅”的報道引起很大爭議，除了說明各界對財稅問題的關注，亦應該從這一宏觀背景下進行理解。

　　肩負財稅改革重任的官員是現年63歲的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作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宏觀調控體制司的司長，他就曾經參與1994年的稅制改革設計。20年來，對于中國財政如何從計劃經濟時代帶有濃重蘇聯色彩的體制，逐步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過渡，樓繼偉可謂深悉內情。自然，對于其中的問題，以及未來的改革方向也自有其獨到的看法。

　　對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論爭至今不息。支持者認為，這是中國向市場經濟、向公共財政邁出的第一步；反對者認為，此次稅改是財稅集權的開端，在這之后利益集團的發展獲得了空前有利的政治環境。

　　無論如何，必須承認的是，分稅制改革至今，積弊日深。尤其是，財力過于向中央集中，事權或支出責任卻集中在地方，造成今日地方債務、土地財政的困局。

　　樓繼偉是當時主導分稅制改革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得力助手。上世紀80年代末，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長后不久，樓繼偉就被從北京調往上海，出任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朱镕基1998年3月出任國務院總理后不久，樓繼偉又被從貴州副市長任上召回北京，出任財政部副部長，繼續主持財稅改革的工作。但從樓繼偉2013年出任財政部部長之后的一系列發言可以看出，他對分稅制改革以來的財政體制弊端認識十分清晰，曾數次提及“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當年的分稅制改革，因客觀條件約束，未觸動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而是承諾分稅制改革后再來處理。但十幾年來，這一改革進展有限，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基本沿襲了1993年以前中央與地方支出劃分的格局。據統計，目前中央財政本級支出只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15%，地方實際支出占到85%。

　　基于此，樓繼偉坦言，“與世界上的經濟大國相比，中國中央政府直接支出比重明顯偏低。”他指出，在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方面已積累了不少矛盾。中央應該管理的事務，放到地方去做，與外部性和激勵相容原則不一致，地方往往沒有積極性。一些應由地方管理的事項，中央卻介入過多，影響地方自主權，受信息復雜性等因素影響未必能夠做好，反而會讓地方從這些領域退出。

　　可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將是為過去20年一直擱置的“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補課。從某種程度而言，這將是一個向地方逐步“放權”的過程。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不少人一直在呼吁“事權和財權相匹配”。事實上，這是一種帶有過去計劃色彩的老舊說法。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提法是“財力”而非“財權”——“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表明，改革將聚焦于“事”而非“財”，“事”的調整將是第一位的。三中全會之后的《決定》全文也提出，“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

　　但“財力”的調整依然會進入議事日程。《決定》稱，將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具體的做法是，將收入周期性波動較大、具有較強再分配作用、稅基分布不均衡、稅基流動性較大、易轉嫁的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將其余具有明顯受益性、區域性等特征、對宏觀經濟運行不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稅種劃為地方稅，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

　　財稅改革的推進無疑將十分艱難，又有各種看起來都十分急迫的任務，比如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稅收制度等。但有一項任務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即：必須從劃分事權和支出責任入手，著力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這是過去改革有意回避的事項，如今必須補上這一課。

來源：時代周報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