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發 企業迎來增長 “第二季”

　　十八屆三中全會日前勝利閉幕。按照全會要求,到2020年,我國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中國新的一輪全面改革大幕正式拉開,中國將迎來全面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里程碑。

　　會議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統部署,強調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要使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不是過去20年來一直使用的“基礎性作用”。這預示著,未來經濟改革必將是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更多的要素價格,包括利率與資源,都將走向市場化。

　　對此,企業尤其值得關注的具體層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國的經濟改革,將在政府職能轉變、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企改革、資源定價改革、創新體制以及對外開放等領域逐步有序推進,這一方面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紅利,讓企業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活力競相迸發。另一方面也可能對另一些企業帶來挑戰。

　　圍繞十八屆三中全會會議公報這一綱領性文件,預計中央還將陸續出臺更加細化的改革方案,中國企業新一輪增長的戰略空間由此打開。中國不少企業,也將因此要尋找新的坐標與航向。

　　企業家分享六大改革紅利

　　減少行政審批企業經營成本有望降低

　　公報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在宏觀領域里為企業經營服下了一粒定心丸,企業家不必為未來國家的路線方針產生動搖。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轉變政府職能、減政放權是首要邏輯。

　　目前,行政部門幾百項行政審批事項已下放。最近,對于企業商事登記審批的大大放寬,可減少創業成本。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預測,本屆政府在未來5年,還會把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減少1/3。

　　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認為,減少行政審批是最基本的,這些東西不僅要消耗稅收,而且耽誤事。審批過多,很容易出現權力尋租的情況,而且會壓制企業發展動力。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也認為,根據行政許可法,審批權是屬于各個政府部門的,老百姓以前總反映什么門難進、臉難看。現在中央提出,要依托于各個地方政府的政務服務中心,打造更加綜合的服務體系。說白了,行政權的運行要脫離部門,集中到政務服務中心或叫行政服務中心。

　　深化財稅改革企業減稅可期

　　現行稅制結構中,增值稅和營業稅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流轉稅稅種,幾乎涉及中國所有行業企業。

　　此次三中全會公報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著墨較多:明確事權、事權財權匹配、發揮中央和地方積極性、穩定稅負、透明預算。這讓社會吃了一顆定心丸。專家預計“營改增”或將全面推開,企業減稅可期。

　　財稅體制改革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不僅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部門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的調整,而且還涉及個人、企業和政府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財稅體制改革對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有著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有專家表示,1994年開啟的“分稅制改革”改變了過去財政承包制下多種體制并存、稅制不合理、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不規范、不科學等問題,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重大推力。但近20年過去后,新的問題出現,土地財政、房地產泡沫、產能過剩、地方債務風險積聚等矛盾日益突出,倒逼財稅體制改革加速推進。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指出,現行財政制度中“中央財權大、地方事務多”的現狀所衍生的專項轉移支付過多,已顯示出不科學和滯后的一面,同時由此衍生權力尋租等腐敗問題。

　　有專家指出,在房產稅、資源稅、環境稅、消費稅等可能推進的稅制改革有望呈現適當增稅效果的同時,“穩定稅負”的表述背后包含著未來國家將繼續堅持結構性減稅政策,營改增、中小企業稅收優惠等舉措將繼續為企業和社會減負。

　　“營改增”將通過稅制改革達到減稅效果。 “營改增下一階段擴圍是必然趨勢。”劉桓認為,下一階段建筑業及金融保險等領域的“營改增”都有望得以漸進推進。

　　此前,“營改增”改革試點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不斷提速。自今年8月1日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服務業的營改增改革在全國范圍內推開以來,減稅效果明顯。截至8月底數據顯示,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領域,1-8月累積營改增減稅規模為261.8億元。

　　還有媒體報道稱,財稅部門正研究郵電通信、建筑、房地產和金融保險等行業營改增試點方案。可以預見,隨著將來更多行業以及更多的地區納入試點,抵扣鏈條將逐步完善,進項抵扣也將更加充分,營改增帶來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動力也會更大。

　　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民營機構也有春天

　　現有金融體制總體上還是一塊“堅冰”。公報對金融領域改革用詞頗少,僅提及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8個字,但這8個字確立我國金融改革的總方向,后續政策措施值得期待。

　　目前監管體制下,金融資源錯配情況嚴重,已無法滿足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升級的需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認為,經濟轉型加大了金融體系轉型的緊迫性,這要求未來的金融體系能夠以更加市場化的方式去幫助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表示,“目前,我國金融體系難以維持經濟持久穩定增長。金融呈現出高度的壟斷性,競爭不充分,價格不透明。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相對較低,自身還積淀了很多風險。因此,首先要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基因變革。”推動金融市場轉變的基因來自市場。

　　專家認為,未來的金融改革,將著重建設多元化競爭性的金融機構體系、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及完善資本市場。同時,降低金融業準入門檻,鼓勵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鼓勵社會資金設立農村金融服務機構。此外,城市商業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都有望獲得進一步發展。

　　利率方面,貸款和存款利率的市場化,意味著原有的政策利率作用降低,銀行間市場利率將逐步成為央行進行貨幣價格調控的主要工具。這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在匯率方面,未來將有望擴大匯率市場參與主體,引入更多金融機構、企業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對人民幣跨境使用應放開,對內對外共同形成市場體系。

　　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方面也會有所突破,這對于外貿企業來說可以更便利地進行匯兌結算,規避匯率風險。

　　在金融領域準入方面。民營銀行和互聯網金融,或將成為三中全會后的金融改革“爆點”。目前已有數十家民營企業申請民營銀行牌照,互聯網金融方興未艾。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也將包括民間金融的規范發展。

　　此外,包括債券市場在內的資本市場建設也要往前推進。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證券市場IPO已暫停,企業融資受阻。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目前貸款利率市場化已在推進,下一步將通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引入市場化定價的可轉讓大額存單等措施,進一步深化存款利率市場化程度。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是推動更深層次金融改革的先決條件,有助于抵御改革產生的各種風險。這項舉措是中國建立市場化銀行的關鍵。

　　在土地改革議題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兩個表述引人關注,其一是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其二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作為房地產行業的基礎資源,土地的供應直接影響市場。土地改革信號“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讓人期待。

　　報告中提到的“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際上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中金公司11月14日發布的報告稱,“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土地,而此前農民土地不能直接賣給市場,必須由政府征地之后才能賣。報告認為,土地改革必須改變農村目前的集體土地制度,讓農村土地直接入市。

　　有專家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人口大遷移引發的建設用地沖突愈演愈烈。人口的大遷移必然導致土地與人口之間的原有配置出現錯位,需要作重新調整。土地供應和使用的高度計劃性與人口流動較大的市場性二者的矛盾,帶來了產業結構調整不順、房價高漲等問題。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同意這一看法,他認為,“統籌安排城鄉建設用地”迫在眉睫,土地制度改革,應該從過去的抑制需求戶籍限制、教育醫療社保限制及購房限制等,向擴大供給的思路轉變。

　　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郭萬達表示,除了建設用地市場,對在農村集體非經營性用地上蓋起的小產權房的處置,也將是未來土改關注的重點,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有關小產權房的更多政策表述。

　　中國社科院農發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未來,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細節問題可能會有所突破,其中包括繼續進行農地的確權、頒證、登記工作,繼續創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實現方式的多樣化,在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之外,通過信托、抵押等方式將之與金融創新捆綁在一起,從而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益。

　　目前,關于農村土地問題,最引人關注的話題是土地流轉。有專家指出,“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 并不意味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流轉入市。不過,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副院長鄭風田認為,在土地流轉方面,中央的政策是區別對待,在承包經營權流轉方面,鼓勵以多種方式嘗試,但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則不會放得太開。

　　有報道說,目前,農業建設用地流轉在河南、河北、安徽、廣東等省份已正式出臺辦法。廣州房地產專家韓世同認為,要解決目前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必然要在土地方面進行改革,這將對房地產市場產生深遠影響。

　　國企改革加速推進 混合所有制 “公平”發展

　　三中全會公報強調,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強調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這一點沒有改變。

　　不過公報也指出,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專家認為,這意味著民間資本可以更多參與國企經營。私有化未必會帶來效率的提升,但公平競爭會真正激發活力和創造力,市場導向是必然趨勢。國企改革必然會加速推進。

　　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到2020年,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包括國企改革。國企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今年9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兩度提出“混合所有制”,并在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確定,將盡快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向民間資本推出一批項目。

　　在上月召開的全國國資監管政策法規暨指導監督工作座談會上,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曾表示,要認真準備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爭取盡快出臺。下一步將推動企業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組、項目投資等方面,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據放寬市場準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要求,推動企業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組、項目投資等方面,積極引入民間資本和戰略投資者,全面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什么叫作“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國資委研究中心競爭力研究部部長許保利看來,有兩層含義,一是宏觀層面,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制結構的非單一性,有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有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還包括擁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合資、合作經濟,而在中國就是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在微觀層次,混合所有制是指在一個企業中,產權主體多元化,由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也認為,此次公報體現了一個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對待和認識各種所有制經濟。過去也講過“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非公經濟從來沒有與公有制經濟放在一起講,而這次放在一起,十分鮮明,彼此沒有老大、老二之分了。在保護產權、使用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法律保護、市場監管、依法監管等各方面,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公平、公正、統一。所以,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雖然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內涵和定位。今后,既要發展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要鼓勵發展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資源品價格改革深化 激發相關企業市場活力

　　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并重申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專家認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是定價,定價的前提是明晰產權。利用定價將自然資源資產化,是實現生態文明的關鍵舉措之一。

　　公報里提出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是生態文明領域的全新詞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使用的成本應該以合理的價格反映出來。例如排污權交易和碳交易要將資源定價,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關鍵問題也是要定價,使資源通過成本反映出來。

　　而長期以來,我國資源價格主要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隨著資源性產品越來越稀缺,“計劃電”與“廉價氣”已嚴重限制資源性產業的發展,也不利于經濟的健康持續增長,推行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小平認為,雖然近年來資源價改取得了明顯進步,但是資源與市場關系仍沒有調整到位。比如成品油領域主體多元性還不太夠,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天然氣管道基本掌握在中石油手中,連中石化、中海油都難以與其競爭;電力市場還沒有形成競價上網,政府的統一定價也顯示不出能耗高低與結構性產業,需求端對整個市場的影響偏低。

　　中國石油大學中國油氣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也認為,能源價格體系長期未理順帶來了一系列后果,較低的能源價格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不能通過價格機制產生節能減排的正向激勵作用,油、氣、水等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缺乏內在動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強調經濟管理的“市場決定”作用與地位,資源性產品的價格改革有望進一步深入。相關行業與企業的市場活力有望得到較充分激發。

　　不過,資源品價格改革在技術層面還不宜操之過急。中國石油大學教授、中國能源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震提醒,資源性產品改革此前主要集中在價格。而價格改革與市場改革應該是相互匹配的,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市場還不成熟,價格就完全市場化,可能會造成價格被少數大企業操控,最終受害的還是消費者。目前成品油、天然氣等面臨的主要不是價格問題,更多的是市場問題,在價格改革推進的同時,市場改革也應該跟上。

來源： 企業觀察報 莫豐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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