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步入長期復雜調整期

　　9月中旬在中國大連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者年會上，政府官員、行業領袖和學者就世界經濟復蘇過程中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新華社發

　　當前世界經濟正在進入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調整與轉型期。2013年上半年，全球總體經濟形勢有所改善，在調整中艱難復蘇，在轉型中呈現弱增長。美日發達經濟體出現復蘇勢頭，新興經濟體增速普遍明顯減緩，不同地區和國家間分化明顯，國際貿易增長動力不足，大宗商品價格呈戲劇性波動，保護主義繼續盛行，世界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就如何看待今后一段時期的世界經濟形勢，近日本報舉行世界經濟形勢座談會，部分專家就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和明年走向發表看法，現將專家發言的部分內容整理，以饗讀者

　　妥善應對世界經濟復蘇中的風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長 吳洪英

　　世界經濟復蘇過程中將面臨一些風險因素，需要謹慎防范，妥善應對。

　　歐債危機仍是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是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的風險。歐債危機已經爆發和持續了4年，但歐元區國家仍未完全化解這一債務難題。歐盟經濟雖然繼續惡化的可能性不大，但短期難有起色。目前，歐債危機只能依靠歐洲央行、IMF等提供的貸款來應對，但貸款終究要償還，屆時，債務危機還有可能卷土重來。此外，歐元區經濟復蘇所需的外部環境還未鞏固，美日經濟發展帶給歐元區的溢出效應并不明顯。從長期看，歐洲經濟發展前景仍不太樂觀。近來，歐債危機從國際關注的熱點到“高債無憂論”的出籠，說明一些國家國家因扭轉不了債務危機的現實，就開始操控輿論導向。債務的存在仍將是未來危機的隱患。

　　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不確定性，給世界經濟帶來不穩定風險。6月19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首次明確表示，在預設前提情況下退出第三輪量化寬松（QE3）的時間表，這一前提主要指標是失業率降至7%以下。伯南克表態后，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蕩，美元走高，股市大跌，全球資金流向備受關注。美國經濟在美元的強勢推動下呈現較強的復蘇勢頭，但財政緊縮政策和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仍可能對其經濟走勢以及世界經濟構成一定沖擊。隨著下半年美國經濟形勢進一步發生變化，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存廢成為下半年最大的不確定因素。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只要美聯儲能夠逐漸并適當地宣布其貨幣緊縮的計劃，世界經濟就能承受美聯儲逐漸退出QE3。

　　新興經濟增長步伐持續放緩，是世界經濟不得不面臨的新的風險。新興經濟體既面臨應對來自發達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寬松的沖擊風險，又面臨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重要任務，因此，IMF預測2013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將實現5.0%的增長，僅比上年4.9%略微高一點。但若外部環境繼續惡化，自生增長動力不夠強勁，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恐持續放緩，低速增長恐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新常態”。

　　結構性調整普遍緩慢或滯后，是制約世界經濟增長的深層風險。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世界各國均采取了多輪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但政策刺激功能難以為繼，新的增長動力應來自深化的經濟結構改革。然而，所謂結構性改革，是一項涉及各方利益、觸動深層次矛盾的長期改革，與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的現實目標相沖突，實際面臨“長痛”與“短痛”的選擇。許多國家改革面臨多重阻力，改革進程推進緩慢。

　　貿易保護主義升級，勢必將影響世界貿易和全球經濟穩健增長。為了應對危機的沖擊，重塑民族產業競爭優勢，許多國家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例如，中國已經連續17年在全球遭受反傾銷，成為貿易救濟調查最多的國家。今年歐盟對中國光伏產品的“雙反”案；4月美國農業部宣布的聯邦政府采購指定生物產品新指南，帶有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涉及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國家；阿根廷對中國服裝進行反傾銷調查等。這些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勢必影響世界貿易和世界經濟的增長。

　　眼下，因發達國家復蘇勢頭并不強勁，新興經濟體增長減緩趨勢明顯，世界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依然不足，全球范圍高債務、高失業現象依然普遍，低速增長仍將是世界經濟中長期的一種“常態現象”。IMF預計2013年全世界經濟增長約為3.6%，這一增速還可能會下調。面對世界經濟不穩定性依然存在的情況，國際社會只有齊心協力，精誠合作，才能共渡難關，推動世界經濟朝向穩定、健康、平衡和可持續方向前進。

　　如何看待新興市場面臨的金融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肖立晟

　　在量化寬松政策（QE）退出，全球流動性逐步收縮的背景下，新興市場不可避免地會再度受到沖擊，但是我們并不認為將會爆發大面積的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原因在于：

　　第一、美聯儲已經實施前瞻性指引，相當于確定了全球流動性供給規則，投資者形成了明確的預期，不會再次出現傳統的“suddenly stop”：此前美聯儲突然加息，資本出現逆轉，新興市場猝不及防引發國內企業資金鏈斷裂，爆發金融危機。

　　在下一個階段，美聯儲的溝通政策會與量化寬松的退出政策緊密配合，降低其負面沖擊。不論是實施量寬還是退出量寬，都是前所未有的貨幣經濟學實驗，投資者無法依賴歷史數據形成合理預期，美聯儲如何引導私人部門預期將是量寬順利退出的關鍵。溝通政策的重點是幫助投資者分辨出，美聯儲不再購買資產與繼續執行低利率貨幣政策的差異。美聯儲不再大規模購買資產，代表政府不會提供超寬松貨幣政策環境（即在超低利率貨幣政策環境下，繼續購買資產），但是并不意味著美聯儲會放棄目前的寬松貨幣環境。美聯儲需要通過與市場的反復溝通，來強調加息或者出售資產才是改變寬松貨幣環境的關鍵，從而降低量寬退出策略對市場的不利沖擊。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根據美聯儲副主席耶倫的觀點，未來美聯儲會進一步推進政策透明化，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可能是強化對未來經濟指標的預測。目前美聯儲主要公布通脹水平和失業率等核心經濟變量的預測值，為了更有效地引導市場預期，應該進一步公布美聯儲認為合理的聯邦基金利率和美聯儲持有資產的預測值，并隨經濟環境的變化隨時修正預測值。

　　第二、新興市場基本面有所改善。例如外部資產結構較好，匯率靈活性較高。

　　具體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外部負債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偏重債務負債轉向權益負債。一般而言，權益性負債中出于投資性動機流入的資本較多，而債務性負債出于投機性流入的資本較多，權益性負債比重的上升代表資本流動的波動性較低，資本突然流出造成的影響也就越小。20世紀80年代，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主要由債券、特別是政府債券構成，約80%以上的資本均通過債務性負債形式流入；此時，資本的突然逆轉極易引發新興市場主權債務危機；隨著國際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的推進，20世紀90年代后，對外直接投資與股權投資所占的份額有了較快的增長，根據IMF公布的數據表明，至2010年，新興市場權益性負債占總債務比重超過60%。這極大地提高了新興市場國家外部金融穩定的水平。

　　新興市場經濟體發行的國際債券大多數均以本幣計價，不會受到幣值波動的影響。一國若持有過多的外幣債務，資本大量流出后本幣將大幅貶值，以本幣計價的外幣債務總額將會迅速上升，引發償付危機。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中，正是因為持有大量美元債務，從而導致本幣貶值后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直至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因此，一國外部債務的幣種結構的優化有利于維持外部金融穩定。截至2010年，新興市場發行的國際債券中80%以上均以本幣計價，資本流出導致的匯率變化對一國償付能力的影響被大大削弱，在拉美金融危機期間，極具破壞性的資產負債表效應不太可能重演。

　　巨額的外匯儲備以及資本管制發揮出正向效應。亞洲金融危機后，出于自我保險和謹慎動機，新興市場國家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至2011年底，總額達到7萬億美元。這對于預防資本流出有重要意義，表明新興市場經濟體有抵抗外部沖擊的某些保護條件，有助于消除投資者顧慮。

　　新興經濟體需 進行結構改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沈銘輝

　　此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磚國家并未能獨善其身，多種因素導致其經濟活動放緩，包括為應對產能過剩而采取的政策收緊措施、來自發達經濟體的需求減弱、短期資本無序流動以及不同金磚國家面臨的結構改革要求等，這些因素有可能會在短期內繼續影響金磚國家的經濟增長。

　　首先，通過貿易渠道，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低速增長和不確定性將對原本具有內在脆弱性的金磚國家繼續產生影響。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將繼續面臨財政懸崖、債務上限、歐債危機的約束并繼續調整其經濟，處理主權債務壓力中長期內將持續存在，由此導致的經濟低速增長和需求疲軟的狀況可能在中短期內得以持續（主權債務規模和所需救助數額巨大；同時主權債務的解決需要國際層面合作，涉及多變的國際環境；更為重要的是主權債務的根本解決有賴于經濟增長的好轉而非短期內的財政政策調整，因此發達國家擺脫主權債務危機將是一個長期過程），進而將直接影響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出口表現。

　　與2009年的情況類似，來自貿易渠道的影響呈現出令人意外的強勢，2012年發達經濟體包括貨物和服務在內的進口貿易總額增長率僅為1.2%，不僅遠低于危機前水平，亦低于2011年的4.6%的水平，與此同時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出口增長率亦從2011年6.6%降至2012年的3.6%。鑒于2013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可能與2012年持平或稍有提高，僅達到1.4%的水平，而其進口貿易總額預期增長率僅達到2.2%，與發達經濟體難以“脫鉤”的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將很難得到有效改善。

　　其次，主要發達經濟體集體實施寬松貨幣政策，通過金融渠道對金磚國家的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短期內發達經濟體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提振其經濟，進而維護了世界經濟的復蘇；但是由此引發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卻對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穩定造成了顯著影響。因為在標準的開放經濟模型中，流動性的大量輸出會導致輸出國總需求的急劇縮減，同時本幣貶值并出現通貨緊縮；相對應的，流動性的大量輸入則會導致輸入國總需求的過度膨脹，引發實際匯率升高、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相關研究表明，盡管長期來看全球流動性對金磚國家的通貨膨脹影響效應不顯著，但是短期內，全球流動性對金磚國家的通貨膨脹存在正效應，因此全球流動性是影響金磚國家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發達經濟體實施的寬松貨幣政策及其政策預期，引發了石油價格上行的風險，由此還可能有助于延續糧食價格上漲的趨勢。

　　最后，大部分金磚國家實施的擴張性經濟政策難以為繼，并可能引發經濟風險。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磚國家實施的擴張性政策緩解了發達經濟體需求降低所引發的負面影響，但是造成了財政赤字普遍高于危機前的水平，而實際利率下降，國內信貸出現快速增長。這種信貸的快速增長，非常類似于亞洲新興經濟體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發生的類似情況，不過當時是以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告終。雖然此輪危機中，金磚國家并未發生嚴重危機，但是信貸過快增長，已經惡化了國內通貨膨脹，并造成資產泡沫，金磚國家的金融風險正在上升。

　　此輪金融危機表明，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并未與發達經濟體“脫鉤”，如果不進行有效的改革，那么其經濟增長將嚴重受制于外部環境，經濟很難實現可持續增長。

　　新興市場需謹慎應對不利局面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倪建軍

　　受美聯儲縮減QE規模預期的影響，亞洲、拉美部分新興經濟體受經濟基本面疲弱拖累，股匯市動蕩加劇，看空氛圍濃厚，新興經濟體今明年經濟形勢恐持續承壓，中長期形勢謹慎樂觀。

　　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并呈擴散態勢。亞洲金融市場連續下挫，并向墨西哥等拉美國家蔓延。首先，股市大幅下跌。今年上半年巴西、俄羅斯和中國股市跌幅分別高達22.14%、16.47%和12.07%。其次，貨幣匯率持續走軟。受到嚴格管制的人民幣是惟一相對穩定的新興市場貨幣。最后，債市持續受壓。新興經濟體債券受益普遍上漲，提高其融資成本。

　　三大原因加劇金融動蕩。首先，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預期不斷增強。預計美國經濟今年四季度經濟加速反彈至2.7%，失業率降至7.4%，退出時機較為成熟。隨著時期迫近，資金加速從新興經濟體撤離，市場動蕩加劇。其次，面臨流動性趨緊壓力。新興經濟體一方面面臨資本外流，另一方面受到外需下降影響，經常賬戶赤字上升，外匯收入下降，損害外匯儲備穩定，影響國內外投資者信心。巴西外貿全年預計將出現13年來首次逆差。最后，西方機構加大唱空力度。出于投機目的，今年8月以來，美歐主要金融機構，包括法國興業銀行、英國巴克萊銀行、瑞士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和美國高盛集團等紛紛發布“預警”報告，唱衰新興經濟體前景。美國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分別將新興經濟體今年經濟增速下調至4.8%、4.6%。

　　未來前景謹慎樂觀。新興經濟體雖然面臨暫時的困難，但是爆發全面危機的可能性較小。首先，抗風險能力普遍增強。亞洲地區政府和企業的外部債務較之1997年已經大幅減少，各國本幣融資市場較為發達，浮動匯率制度更為靈活多變，同時宏觀調控工具和調控能力也更趨完善。其次，嚴峻形勢將倒逼新興經濟體加快結構改革。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都推出大膽改革舉措，并逐步取得成效，新興經濟體改革進展有限。而隨著美國縮減量化寬松規模，到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直至進入加息周期，整個過程都將考驗新興經濟體，推動其加快結構改革，并加大國際合作力度，更好地適應外部環境的迅速變化。最后，我國將發揮更加突出的穩定作用。

　　我國經濟雖然也遇到一定困難，但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優勢明顯：我國經常賬戶盈余較大、通脹溫和、資本賬戶管理到位、貨幣匯率穩定、政策回旋空間大。但也應提高危機感和緊迫感，汲取其他新興經濟體教訓，盡快取得改革開放新突破。

　　中國需力推改革應對新風險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徐飛彪

　　在國際金融危機第五個年頭，金融危機“后遺癥”仍在蔓延擴散。國際經濟復蘇企穩，但發展分化加劇，新風險凸現。中國應主動策劃應對，贏取戰略主動。

　　今年以來，世界經濟的老問題，如“歐債危機”、“財政懸崖”等全球性風險大為緩解，但新問題日益突出。

　　一是美退出“量寬”風險。6月份以來，美聯儲面臨“退出”壓力劇增，市場普遍預期美定量寬松步伐將放緩。世行估計，一旦美收緊流動性，美長期利率必將走高，發展中國家中長期經濟增長率下降7%-12%，可能引發新一輪動蕩。

　　二是日“安倍經濟學”的不確定性風險。“安倍經濟學”短期效應彰顯，但并未真正帶動實體經濟，設備投資，個人消費等未達到預期，債券市場動蕩加劇。結構性改革并無進展，消費稅改革勢成騎虎，財政赤字和巨額債務如懸在日本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三是新興經濟體轉軌的風險。一方面，新興經濟體面臨增長瓶頸，潛在增長率開始走低；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整體杠桿率猛升。

　　四是世界經濟的結構性風險。前三個是短期風險，這個是長期風險。金融危機打破了危機前“西方消費，發展中國家生產制造”的全球供需模式，世界經濟面臨全球性大調整的艱巨任務，國際分工格局面臨重組。發展中國家必須擴內需調結構，發達國家面臨去杠桿化和再工業化難題。該過程沒有完成，世界經濟面臨的結構性風險不會終結。此外，國際貧富差距拉大。總之，“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正處在大動蕩、大變革、大調整中。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都不可能回到危機前的發展模式，經濟改革、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發展方式轉型成全球共同面對的課題。

　　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對我既有挑戰，又有機遇。首先，全球經濟低速復蘇，世界總體需求下滑，出口市場日益分化，使得我出口增長面臨更大外部約束。其次，世界經濟新老風險齊集，加劇我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日強推無限量寬，力壓日元貶值，雖短期對我影響有限，但間接負面影響不可低估。中國近40%的出口市場在亞洲新興市場，如果受日本影響，印度、歐洲、澳大利亞、土耳其、韓國、波蘭、越南等近來相繼跟進，競相推動貨幣寬松，壓低本國幣值，我國經濟將面臨巨大沖擊。第三，我國可能面臨更激烈復雜的國際主導權的競爭。發達國家最苦日子到頭，使得其對國際多邊合作的戰略需求下降，在國際規則競爭中更加“自信”。美在經貿外交方面明顯積極起來，先是高調加入TPP，接著是TTIP，同時還進行一系列其他多邊、區域或雙邊談判，如“服務貿易協定”（TISA）,美韓自貿區以及各種雙邊投資談判等。美方意圖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設定高規格的新標準，為整合現存各種貿易協定“建章立制”。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弱勢，可能加劇其不利困境。

　　但是，風險之中也孕育機遇。一是外部壓力加大，有利于我國采取“倒逼機制”，加速各項改革，確保我國經濟穩健持續較快增長。二是新興市場整體疲軟，有利于中國發揮作用，推動合作。

　　對此中國應主動出擊，在防范風險的同時，推進自身改革，確保我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第一，練好內功，加大改革和結構調整力度，轉變不合時宜的增長方式。在全球大調整大改革的動蕩時期，誰先完成成功轉型，誰就將搶占主動權。第二，加大對外開放，升級現有的對外經貿合作。深化升級現有自貿區合作協定，我國現有對外經貿投資協議和標準，與世界當前潮流相比，已顯得落后，不升級換代，面臨被邊緣化危險。大力拓展對外合作。當前尤其要力推中日韓自貿區、RCEP協議、中美投資和經貿合作、中歐經貿合作等，這是我國消除TTP、TTIP對我國負面沖擊有效途徑。第三，加大產業政策力度，以市場動力為基礎，加快我國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抓住已經到來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浪潮的機遇。

來源： 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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