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存貸比指標已無必要用兩新指標替代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為了鼓勵銀行更加自主決策地進行市場化經營而引入存貸比指標,當時銀行資產負債兩端比較單一,存貸比適時推出效果顯著。然而,隨著銀行業業務的不斷壯大,銀行資金的來源渠道更加寬泛,存貸比指標已經無法滿足監管層對流動性管理的需要,同時也成為銀行自主經營的絆腳石,取消存貸比的市場呼聲也越來越大。

　　對此,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普遍認為,銀行業存貸比越來越緊張造成銀行出現一系列扭曲,也是今年上半年以來我國出現融資規模“虛增”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如單純的取消存貸比而不采取別的措施,會導致銀行出現不拉存款以及資金出現錯配的現象,考慮到同業大額可轉讓存單與存款的性質最為接近,同時,它的推出不僅有利于改善銀行流動性也能為存款、貸款提供一個基準利率。

　　存貸比指標存三大問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近日在一次論壇上指出,歷史時期設定的存貸比,已經在一些方面沒有實質作用。建議修訂《商業銀行法》,用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例來代替存貸比。

　　對此,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90年代推出存貸比是有歷史功績的,它本質上是為了推進商業銀行改革,當時國家政策指出,要有步驟的鼓勵區域性銀行和城商行的發展,為此,存貸比應運而生。通過這個指標對這些銀行進行必要的流動性管理,目的是為了鼓勵銀行更加自主決策地進行市場化經營。當時的流動性管理,由于資產負債兩端的項目十分單一,因此,存貸比的存在是十分有意義的。

　　隨著銀行業經營范圍的不斷擴大,銀行的存貸比越來越緊張。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曾在年中工作會上披露,6月末,商業銀行存貸比由3月末的64.68%飆升至72.43%。這一數字已達到近年來的歷史最高值,且已非常接近75%的監管紅線,為了達標也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扭曲。

　　“這些扭曲具體體現在銀行不惜代價的拉存款,從理財方面看,銀行將理財產品故意設計到季末、月末到期,以便資金可以回流到存款當中去,這些都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魯政委指出,正是因為存貸比造成的這些扭曲行為,也是今年上半年以來我國出現融資規模“虛增”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監管的角度來看,貸存比作為一個監管指標,應體現有效監管,松緊有度的效果,但是,這個指標如今已經日益顯得尷尬。”魯政委指出。

　　在魯政委看來,存貸比指標設定如今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存貸比指標流向的不清楚。存貸比作為流動性監管指標,在過去資金來源單一的情況下還是較為有效,但隨著銀行業務的不斷創新,資金來源日益多元化,其效力已經不再。

　　二是存貸比功能的錯位,當前的存貸比起到影響信貸的作用,而信貸規模控制屬于貨幣政策的范疇,不因屬于監管政策的范疇,如屬于這一范疇,它應具有逆周期性。然而,目前的貸存比執行狀態背離了這一思想。

　　三是存貸比執行不到位。為了保證達標,銀行一邊拉存款,一邊想方設法到月末、季末將資金回流到存款,這些都給宏觀調控造成困擾。

　　此外,相對于貸存比,如今的《巴塞爾協議Ⅲ》已經引入兩個新的指標,一個是流動性覆蓋率,另一個是凈穩定資金比率。對此,魯政委指出,上述指標是參照發達國家指標做出來的藍本,涵蓋了所有可能的資金來源,因此,這個指標將更加有效。

　　從年初開始,隨著新的資本監管協議的實施,在流動性管理中,監管層從《巴塞爾協議Ⅲ》中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例兩個新指標,用來檢測商業銀行短期以及中長期的流動性。魯政委表示,考慮到我國從今年年初開始實施《巴塞爾協議Ⅲ》,在此狀態下,從防范流動性風險角度考慮,存貸比其實已無繼續存在的必要。

　　中國睿庫研究院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高連奎也對記者表示,如果取消了存貸比,將有利于盤活市場。

　　發行NCD為存款定價提供參考

　　修訂法律需要一個過程,吳曉靈認為,可以先發行同業大額可轉讓存單NCD,把這些存單的資金計入一般存款,并繳納存款準備金,允許商業銀行使用這些資金去發放貸款。

　　實際上,同業大額可轉讓存單作為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敲門磚,不僅有利于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也有利于改善銀行流動性。值得注意的是,有消息稱,如今已有數家國有大行已向央行提交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方案。

　　對此,魯政委表示,考慮到當前市場上沒有一個是針對存款的利率,而同業大額可轉讓存單與存款的性質最為接近,它為存款定價提供參考。同時,任何基于存貸比的定價都是不合理的,存款上限的取消應以取消存貸比為前提。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指出,大額可轉讓存單是解決銀行流動性問題的工具。銀行間同業流轉存單比同業拆借更方便,某一方機構流動性偏緊時,即使同業拆借拿不到資金,也可以通過這個方式獲得資金。

　　此外,如單純的取消存貸比而不采取別的措施,會導致銀行出現不拉存款以及資金出現錯配的現象,因此,魯政委建議,為了規避這個風險,應從銀行資產負債的兩端同時進行管理,以保證負債穩定性和資產流動性。

　　“為保證資產流動性,就應推出資產證券化。而為了保證負債的穩定性,則推出同業大額可轉讓存單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相對存款來說,前者的穩定性更勝一籌。”魯政委指出,此外,還應該允許銀行自主發行金融債,同時允許和鼓勵銀行開發并自主發行任何類似于上述這些更加穩定的負債工具,這些都能為未來的存款定價提供一個參照,同時,銀行才有辦法主動管理資產和負債,使得銀行的資產和負債的收益和期限達到匹配。

　　實際上,參照美國的同業大額可轉讓存單,其發展到后來大多都是期限短、小額的CD針對企業和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存單,甚至發展到后來可以直接到柜臺進行申購,這就相當于銀行的轉讓理財產品。魯政委對此表示,這不僅為存款利率市場化提供一個基準,更重要的是,它也為貸款利率提供一個基準。

　　同業業務成繞開存貸比監管的主要渠道

　　實際上,同業業務的高速增長似乎已引起監管的重視,央行副行長胡曉煉近日指出,同業業務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的問題在一些機構也是比較突出的,也是造成流動性風險的一個隱患。

　　此外,吳曉靈也指出,同業業務目前這種發展模式的缺陷與危害就是通過同業互存,放大資產負債規模。這不是一件好事。同業業務的盈利主要依賴期限錯配來逐利。短負債、長資產的過度運用,對于流動性的管理是有問題的。同業業務現在已成為繞開存貸比監管的主要渠道。對此,市場分析認為,在未來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下,同業業務或將引來比較嚴厲的監管。

　　所謂同業業務的定義,魯政委給出了一個通俗的解釋,除了存貸款業務之外的都可以歸類為同業業務。

　　針對上述監管層的論述,我們首先需要證實的一點是,同業業務是不是都是不好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對此,魯政委認為,占同業業務中很大一部分的銀行資產中有15%-30%不等的比例是債券。顯然,債券是我國一直希望推進的提高直接融資占比的方向。這部分作為同業業務的一部分將進一步受到鼓勵,并能夠起到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而除了貸款、債券之外的那部分,這么多年以來,我國都希望提高直接融資占比,降低貸款或者說是間接融資的占比。”魯政委指出,從整個社會融資的結構來看,銀行貸款占比從最初的80%降到現在的40%-50%,這種宏觀現象反映在銀行的微觀報表上就是同業業務規模的擴大。站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同業業務的發展和整個社會融資結構的變化是一致的。也體現出了,在信貸不足的情況下,必要的社會融資將為經濟實現穩增長提供支持。

　　而站在趨勢上看,他認為,從全球各個國家來看,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都無一例外的出現了存款在負債中占比出現顯著下降以及貸款在資產中占比也出現顯著下降的現象。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同業業務規模的上升其實是順應市場化、社會融資結構多元化以及彌補貸款相對于穩增長融資需求不足的一種表現。

　　此外,高連奎也指出,同業業務是市場化的表現,它的發展有利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此不應嚴管。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融資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不規范的情況。”魯政委認為,這些不規范的情況需要在政策上加以因勢利導,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調整存貸比指標、規范銀行理財行為等讓他更加規范和透明,但同業業務繼續向前發展的趨勢不會因人的意志所轉移。

來源：證券日報 傅蘇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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