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核心是結構轉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前提是實現結構轉型

　　濱海時報：我國2010年人均GDP已經突破3945美元,根據世界銀行對世界各經濟體的最新分類標準,我國已經步入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中國要想從中高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您認為還需哪些條件？

　　馬曉河：從中高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需要具備兩個７０％和６０％的結構指標，其中消費率和城市化率達到７０％以上；服務業比重和中產階級達到６０％以上。因此，中國要想成為高收入國家，核心問題是結構轉型。

　　濱海時報：近幾年，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理論界熱議的問題，從您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專業眼光來看，在新時期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結構轉型，具體要轉什么？

　　馬曉河：根據世行定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通俗來講就是“低的競爭不過勞動成本廉價的落后國家，高的競爭不過技術創新的發達國家”。這個階段，前期經濟社會發展所積累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方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所以經濟增長就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

　　那么，中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需要實現以下五個轉變：

　　第一，支持需求結構調整。實現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化。

　　第二，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結構由過去的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工業結構由低端制造為主向中高端制造為主轉變。

　　第三，支持資源要素結構調整。最終使中國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型轉化。

　　第四，支持社會結構轉型。實現人口結構向市民社會（市民占大多數的社會）轉型，人群結構向中等收入為主的橄欖型社會（中間大兩邊小）轉型。

　　第五，支持政治結構轉型。推進重要關鍵環節變革，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體制創新，建立公平的政治權利結構，為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創造制度條件。

　　可以看出，這五項都是結構轉型，實際可以歸納為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三大類。

　　濱海時報：有專家戲稱，中國有兩個筐：改革是個筐，經濟結構是另一個筐。那么，中國若想進入高收入國家，實現結構轉型，這兩個筐中都裝有什么有利因素？

　　馬曉河：一是，從需求方面。內生增長動力進一步增強，內需將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特別是人口聚集，收入增長和消費政策不斷完善，尤其是80后、90后將來成為社會主流群體后消費將提高。

　　二是，從供給方面有以下幾個特點：

　　全民共識，發展動力強，國家想干事、干好事，行政效率強；

　　“十二五”規劃，各地相繼謀劃了一大批發展項目，刺激增長，特別是城鎮化帶來的增長潛力巨大；

　　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實施區域發展規劃，有利催生一批新的產業增長點和區域增長極；

　　國家實力雄厚，外匯儲備大、人民幣儲蓄巨量、政府和機關儲蓄多，這有利于經濟結構轉型。

　　結構調整面臨國際壓力

　　外部環境挑戰大于機遇

　　濱海時報：盡管中國轉型具有有利條件，但我們也清晰地看到當前國際環境的變化給中國帶來不少壓力，過去我們經常講“機遇大于挑戰”，教授您認為這句話還適用于當今國際形勢下中國轉型面臨的國際壓力嗎？

　　馬曉河：中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國家政治經濟環境惡化，現在可以說是中國面臨的“挑戰大于機遇”。我從三個方面解釋一下：

　　一、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對中國正在形成“軍事合縱”，美國進入亞太地區，聯合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甚至聯合越南、菲律賓，正在對中國形成“包圍圈”。在“軍事合縱”下，中國不得不拿出大量的軍事資源和政治資源應對。在經濟貿易方面，以美國為首的亞太自貿區、歐洲自貿區都想把中國排開在外。

　　二、世界供給結構重大調整將給中國帶來空前壓力，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從需求看外需下降，危機后美歐等國家改變高負債消費和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增長模式，政府壓縮公共支出，家庭居民提升儲蓄率，降低消費率。去杠桿化制約外需，美歐國家在減少中國需求，立即影響中國的出口。將使我國以外需為目標的巨大產能難以釋放，而且在國外中國人還正在減少甚至停止購買中國產品。

　　其二，從供給看供給替代，市場出現了洪都拉斯、孟加拉、越南、印度、印尼、斯里蘭卡、埃塞等勞密產品對中國產品替代。這些國家學習中國生產經驗，但是生產成本比中國低很多，導致中國產品被替代。

　　其三，勞動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影響出口產業利潤空間。2005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4%。人民幣對歐元從2009年10.2升至8.22，升值19.4%。2010年6.19改歸一攬子貨幣后，人民幣兌美元由6.8275升值至6.1665，升值9.7%。這樣我國出口產業利潤幾乎為零。

　　其四，從貿易看，外需空間受擠壓。碳減排標準和碳稅正成為世界通行貿易準則，擠壓我國外需空間。

　　三、國內大幅增加投資，導致產能利用率下降。中國制造也產能利用率只有70%，接近30%閑置，服裝產業接近一半閑置。

　　濱海時報：這些壓力的產生，是由什么原因導致的？

　　馬曉河：因為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把自己定位在產業價值鏈低端。在國際產業分工“微笑型曲線”，左右兩個上端是附加價值高、污染低、利潤高的產業環節，中間加工制造的環節污染高、利潤低，中國當前無論是高科技產業還是勞密產業幾乎都在加工制造環節。例如中國為美國加工的芭比娃娃，從設計、原料采購、運輸、訂單處理、工廠制造到批發零售總價值9.9美元，制造環節只有1美元，僅占總產值的10%，但污染占到80%。

　　結構調整陷入雙重困境

　　中國期待改革整體設計

　　濱海時報：按照教授所講的，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目前過度出口不可持續，高投放、高耗能、高排放、低成本擴張也難以為繼。那么，理論上有沒有一條理想途徑幫助中國實現轉型呢？

　　馬曉河：理想途徑一是調整需求結構，擴大內需。二是調整產業結構，降低低端產品生產，擴大中高端產品生產。不過實踐中，中國當前調整經濟結構、轉換社會結構，面臨著國內的擴大內需難和調整產業結構難雙重困境。

　　濱海時報：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百姓，但是在我國老百姓口袋中沒錢，就沒有消費，導致“儲蓄是高鐵，消費是牛車”，消費水平上不去，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馬曉河：從需求方面看，調整需求結構，擴大內需，特別是把消費作為戰略重點，困難重重，關鍵我國的體制和政策利于儲蓄，不利于消費。首先從宏觀上，國民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發達國家目前老百姓“切”國民財富74%，發展中國家是68%，而中國只有53%。微觀上，我國的財務分配兩極化。收入水平高的增長水平快，收入低的增長慢。

　　濱海時報：總體看，中國是中等收入國家，我國人均GDP是中上等收入國家水平，但是產業結構是典型的生產型結構，甚至是“產業處于中低收入國家階段”。中國面臨調整產業結構難的困境，主要原因是什么？

　　馬曉河：供給長期超過需求，產業嚴重偏向制造業，第二產業比重過高，第三產業嚴重偏低。

　　一是農業內部稀缺要素過度流出，而現代物質技術不及時，造成農業現代化步伐滯后工業現代化。中國農業遇到的問題是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農民沒有能力向農業投入，地方政府又不愿意向農業投入，中央政府投入到農業領域的資金不夠。但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農業都實現了現代化，而中國農業怎樣實現現代化是現實問題。

　　二是第二產業結構存在虛高度化，缺乏原始自主創新體系，缺乏國際生產技術體系和國際市場銷售網絡體系。這就導致中國的制造業成本上升快，效益下滑快，缺乏核心競爭力。

　　三是第三產業發展既總量不足，又存在內部結構矛盾。總量不足是在二元結構下，農民進城難、服務需求總量上不去。在出口導向支配下，中國工業、制造業把服務延伸國外，造成生產性服務業不足。從內部結構看，我國商業餐飲、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比重較大；郵電通訊、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科研開發等新興服務業發展比中部高，速度仍偏慢。此外，我國服務品質和技術水平不高。

　　因此，我國現有產業結構在中低收入階段，受既有財稅體制刺激，以增GDP和財政收入為目標，以出口為導向、利用城鄉二元結構下較低的資源成本和勞動資源成本優勢，借助三股力量形成的產業結構。這是一種典型的生產型結構，“生產型社會”配套的產業結構，如果不對體制進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勵和考核機制，不構建消費型社會，產業結構很難調整和轉型。靠一個省和一個開發區改革根本不可能，中國到了一個需要頂層和整體改革的時期。

　　濱海時報：最后，請就中國結構轉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談一談您的建議。

　　馬曉河：為向高收入經濟邁進創造制度條件，開拓市場空間。有三條途徑：第一條是抓緊時間培養和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第二條是加快城鎮化，調整工業化與城鎮化關系，將更多公共資源用于城鎮化，積極推進人的城鎮化，農民市民化；第三條是提高農村和落后地區人口消費能力。

　　按照生產要素在城鄉、區域間自由流動，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原則，實施城鄉、區域產業聯動發展，克服產業成本上升難題，構建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互進空間體系。縱向延伸產業鏈，橫向發展產業集群。

　　利用外匯資源，加大對高端技術及產品進口力度，加快資本流出的市場化，取消對私人資本的流入限制。

　　加快對傳統產業改造步伐，促進農業、制造業走向高端化、細分化、低碳化、信息化之路。

　　大力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推進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生物產業、高端制造業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發展方向。

　　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將來中國將是一個“三多”社會，即未來城鎮人口占多數，中產階級占多數，消費占多數，這都需要制度創新。

來源：濱海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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