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行趨勢下的政策選擇

　　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繼續下行，實際上自2008年開始已經進入下行通道，中長期經濟增長中樞下移難以避免。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走勢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倒“W”形態。

　　從發展的角度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隨著人口及入世紅利逐漸消減、原有的改革紅利逐漸釋放完畢，基礎設施投資潛力減弱，技術引進所帶來的效益降低，資源約束逐步增強，中國經濟自身已經進入從外延式的規模擴張向內涵式的結構調整、從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從政策刺激向內生增長轉變的拐點。受內外部因素疊加影響，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進入趨勢性減速通道。

　　中長期增長中樞下移難避免

　　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大規模投資建設高峰期已經基本結束。在四萬億投資刺激下，2009年三季度，資本形成總額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新世紀以來的最高點，為94.9%，到2010年一季度則迅速下滑至57.9%，此后逐步下滑。今年一季度，投資貢獻率更是跌至30.3%，已經達到近幾年的最低點。

　　受地方政府債務持續攀升影響，地方政府投融資能力下降。國家持續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下滑，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同時，商業銀行收緊地方政府平臺融資，地方政府越來越難以獲得銀行貸款支持。企業擴產的積極性不足，投資意愿下降。受經濟放緩影響，不少企業經營困難加劇、盈利能力下降，主動補庫存和加大生產力度的意愿不足，有的甚至仍處于去庫存化的過程中，因此投資需求和意愿均有所下降。

　　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拉動作用難以改觀。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中國出口貿易受到較大影響。2009-2012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4.8%、7.9%、-5.8%和-2.2%。預計短期內，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改觀。

　　短期內消費對經濟拉動的主導作用難以顯現。2009-2012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2.5%、37.3%、51.6%和51.8%。盡管2012年消費貢獻率已經超過投資貢獻率，但短期內消費仍難以發揮主導作用。中長期看，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收入分配改革和消費環境的改善，消費將逐步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

　　但在短期內消費對經濟拉動的主導作用還難以顯現，一是我國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還不完善，社保水平較低，居民防御性儲蓄增加造成消費率低。二是住房、教育、醫療等支出居高不下，這些硬性需求制約著人們的消費能力。三是收入分配不均衡，居民報酬占比下降，居民實際購買力提升乏力。第四，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困難，難以形成新的消費群體和消費需求。短期內，這些制約消費的因素尚難以解決。

　　政策選擇空間越來越小

　　通常情況下，政府調控經濟的最主要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實際上，促進經濟增長、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都屬于過程目標或間接目標，而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則與人民生活及社會穩定息息相關，屬于宏觀調控的最終目標或直接目標。要增加就業就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同時，經濟增長也能夠適當提高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盡管近年來政府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但“增加就業和物價穩定”這兩個目標實際上已經為經濟增長劃定了一條看不見的“底線”。

　　從2006年開始，我國一些沿海地區逐漸出現了“民工荒”現象，一些企業面臨招工難的問題，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種新現象，但這一現象客觀上提高了政府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容忍度。實際上，“民工荒”只是就業問題的一面，另一面還有大量的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綜合考慮，經濟增長在7.5%左右，CPI在4%政府目標為3.5%以內或許就是決策層所能夠容忍的“底線”。

　　目前經濟下行的趨勢已經超出了市場的預期。財政政策方面，有效投資不足，企業投資意愿不強，而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巨大，雖有投資意愿但投融資能力受限。貨幣政策方面，在內外部需求低迷、國家嚴控房地產價格上漲的背景下，雖然降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經濟，但其所帶來的信貸風險以及資產價格上漲等副作用讓決策層不得不慎重。

　　在傳統經濟刺激手段日漸失效的情況下，各國不約而同地開動印鈔機，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即所謂的“量化寬松政策”。“M2/GDP”通常被用來度量一國的貨幣超發程度，一般而言，該比值越大，貨幣超發越嚴重。從世界銀行提供的截至2011年的數據來看，該比例的全球平均值為126%。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金融危機后我國M2/GDP持續上升，但無論是經濟增速還是CPI走勢都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同步性。一方面，我國GDP增速和CPI或許都被低估。另一方面也說明，靠增加貨幣供應量已經難以對出口及經濟增長產生有效刺激作用。

　　在投資拉動作用減弱、出口低迷、消費增長緩慢而貨幣供應量相對較為充足的背景下，央行選擇降息的空間已經不大。因此，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決策層所面臨的政策選擇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對于當前的經濟形勢，決策層顯然已有清醒的認識。近兩年，中國政府主動下調了經濟增長目標，這表明決策層已經意識到高增長的不可持續以及經濟刺激政策的局限性。

　　“底線”決定下階段政策選擇

　　從目前趨勢來看，近期經濟或將繼續下行。經濟下行的程度和決策層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底線”，共同決定下一階段的政策選擇。如果經濟下行程度仍在容忍范圍之內，政府或將著眼長遠，推動經濟轉型，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如果經濟下滑程度超出容忍范圍，政府為避免經濟增長出現失速下滑風險，或將采取短期措施予以“兜底”。

　　從長期政策選項而言，首要工作就是推動改革和創新，通過深化改革改善經濟結構，增加供給、創造需求，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紅利。改革是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最大機會，也是改變市場對經濟下行預期最有效的手段。

　　首先，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大力推進“國退民進”，對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逐步放開投資領域，放開市場準入。要將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交還給企業和市場，給予私有產權更好的保護，從而提振民間投資的信心。

　　其次，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從而提升居民的消費預期和信心，推動有效消費需求的形成，積累經濟發展的“正能量”。

　　第三，加快建設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保障水平，實現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做到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第四，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通過土地流轉、人地分離，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加快農業現代化，打造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

　　從中期政策選項來看，要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城鎮化是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主要手段，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在動力，是推動各項改革的戰略突破口，也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新型城鎮化重點應該由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和工業城市化轉變，轉變的重點應該是在城市打工的廣大農民工的市民化。據測算，城鎮化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將拉動最終消費增長約1.6個百分點；每轉移1個農民工，大概需要10萬元的投資。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有助于釋放農民工的消費需求，還能夠拉動相關領域的投資。

　　如果經濟下行超出容忍范圍，為避免下行失速，則有必要采取相應的短期措施。短期政策首選仍是投資拉動，盡管并非最佳選項，但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仍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短期內仍難以替代。投資的重點首先是重點建設項目、基礎設施建設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電力設施以及城市給排水設施建設等；其次是加大保障房項目建設；第三是加快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

　　最后，適當調整房地產調控政策也是可以考慮的政策選項。雖然中央多次強調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但地方政府處于控房價和穩增長的兩難境地，受多種因素制約，實際調控效果不僅難以顯現，甚至適得其反。

　　當前房地產調控采用限價、限購等行政手段，這只能是過渡措施，因此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調整的方向應是差別化調控，首先是適當加大對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等；其次是加大對保障房建設的支持力度，對保障房要堅持限價、限購、限面積；第三是應盡快擴大房產稅征收范圍，改征收流轉稅為征收持有稅，在做到保證稅負公平的同時，鼓勵交易、推動更多的存量住宅進入交易市場，進而推動房地產市場長期健康發展。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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