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勞動力生產率，資本邊際生產率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中國的資本邊際生產率比1998年金融危機后的馬來西亞和泰國令人擔憂，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歷金融危機之后，資本邊際生產率開始上升，而中國卻反常地一路下降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會影響新一屆中國政府所制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十年內翻番的目標的實現。”日前，面對《國際金融報》記者的專訪，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伍曉鷹如是提醒。

　　中國經濟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經越來越受到關注，許多國家在經歷“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無法從根本上把經濟從低等收入發展到高等收入水平。

　　“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怎樣建設新的經濟模式，從政府和國企主導，變成更廣泛的各種力量共同主導”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執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巴特指出。

　　“中國奇跡”是幻影？

　　“之前中國長期兩位數的GDP高位增長率，是建立在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極度風險之上。”巴特表示，GDP的增長率并不能單獨作為考慮經濟發展的惟一標準。

　　盡管多年兩位數的GDP增長率被認為是“中國奇跡”，然而從人均GDP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并沒有表現出超常的高速度，并不是一個經濟史上的特例，與東亞各經濟體在相似階段的表現基本上是一致的，伍曉鷹指出。

　　不僅“中國奇跡”是夢幻泡影，本質上，中國經濟隱藏的危機比其他東亞國家更嚴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的阻礙比其他國家更長久而深遠，因為中國長期依賴勞動力和投資拉動經濟，卻在勞動力生產率、資本邊際生產率上出現下滑，伍曉鷹分析。

　　指標令人擔憂

　　中國的發展規劃和經濟目標，多年來以GDP為標準，然而伍曉鷹和巴特都指出，適當降低GDP目標反而有利于經濟發展。伍曉鷹表示，對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單純的GDP增長，“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從人均GDP 6000美元到人均8000美元，能否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速。”

　　“日本度過這個階段只用了3年時間，實現了每年9.5%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韓國在這個階段也實現了勞動生產率提速。中國卻可能出現勞動生產率減速（下降約0.8個百分點。即使其他條件不變，也需要5-7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度過這個關鍵的階段。”伍曉鷹說。

　　除了勞動力生產率，資本邊際生產率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中國的資本邊際生產率比1998年金融危機后的馬來西亞和泰國令人擔憂，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歷金融危機之后，資本邊際生產率開始上升，而中國卻反常地一路下降。“同技術一樣，收入水平越高，資本的回報率就會越低。”伍曉鷹指出。

　　需擺脫“目標增長率”

　　勞動力生產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的下降意味著，中國無法再依賴“人力+投資”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那么，依賴科技和創新是根本解決之道嗎？“全要素生產率（TFP）”才應該是衡量經濟的標準，即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改善，作為資本和勞動投入之外的增長，伍曉鷹指出。

　　雖然中國一直強調技術創新，然而更核心的問題在于制度改革。“改善效率肯定比技術創新更加重要，和解決速度問題需要的方法相反，解決效率問題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構調整，是制度創新，歸根結底靠的是改革。”伍曉鷹指出。

　　在具體的解決方案上，針對中國的特殊情況，伍曉鷹分析，中國不能再預設“GDP增長目標”，因為預設GDP增長目標將使經濟發展繼續成為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標，繼續維持現有的“政府管經濟”的結構，而目前政府的過多干預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制度改革要求兩個撤出，即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撤出，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部門撤出。” 伍曉鷹分析。

　　下一步中國的改革將需要從根本上轉變政府角色，巴特判斷，政府將從“經濟發展的管理者、規劃者”轉為“撤出經濟活動”的“服務者”。從“低級收入”到“中等收入”的這個發展階段，控制經濟對政府來說非常容易，因為“投資”和“人力”在這一階段是發展的動力，而從“中等收入”這一階段開始，“效率”和“創新”取代了“投資”和“人力”，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這時，政府就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而企業才是創新的源泉，效率的推動者。

　　其實中國改革一直在強調開放，可是具體要開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只有不斷嘗試，因為誰也不可能知道答案，真正合適的方案只有在不斷地嘗試和創新中摸索，巴特分析，目前外資企業仍然只把中國作為“生產和銷售場所”，而不是“創新場所”，不愿意與中國共享重要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用什么來衡量經濟實力

　　要采取正確的戰略，對經濟發展的準確判斷是基礎，而與目前政府、學界、業界的普遍標準不同，巴特從三個方面來全面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力，即“趨勢”、“沖擊”和“轉變”。“趨勢”代表常見而且是基礎性、長期性的經濟影響因素，比如人力、資本、能源、原材料、產品、服務等，“沖擊”則代表短期內、突發性的影響因素，例如大型自然災害、金融風暴等，而“轉變”則代表各項影響因素自身的變化，包括在人力、教育、技術、創新、能源結構等方面的變化情況。

　　巴特指出，作為商業組織，在上述三個衡量指標之中，最應該關注的是，從“沖擊”到“轉變”的變化趨勢，例如，金融風暴如何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變化。他表示，“轉變”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將對人力、技術、全球格局、政策這四個方面產生深遠影響。

　　對于衡量經濟的指標，伍曉鷹強調，要用“全要素生產率”來全面衡量中國的生產率，用“創新”的能力取代“人力+資本”收入作為衡量標準，因為無論在人力還是資本方面，中國的效率都不容樂觀。

來源：國際金融報 陳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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