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它是國家清理整頓的對象;另一方面,它也是城市建設、社會保障的重要力量。有人說,透過它能看到令人憂心的地方政府融資狂歡;也有人說,正是它的存在,低收入群體居住難題才有解決的希望。它就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常常留給人們“雙面”印象。
從去年開始集中到來的債務到期,讓此前本就飽受質疑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償債能力”迎來實踐檢驗,并不樂觀的客觀現實將其推向負面批評的漩渦。“風險”以及“管控風險”幾乎是近年來修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必備詞匯。
今年6月,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表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近兩成、共78個市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于100%,部分地區出現了逾期債務。審計署的審計報告顯示,一些地區和行業償債能力弱,存在風險隱患。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加關心的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到底是否可控?能否引發系統性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或經濟風險?如何令其“雙面”表現變“單面”?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呈現出的諸多負面表現,也是風險產生的根源。首先,債務余額快速增長。近日有媒體爆出,內蒙古西部某市區一級城投公司,2011年凈資產僅為2008年時的2倍,而同期債務規模卻翻了
21倍。尤其是2009年,負債從6.3億元激增至91億元。中金公司曾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中稱,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約為7.2萬億元,其中2009年新增額為3萬億元。平臺債務的猛增,或將助長政府投資的盲目性和重復性,不僅會造成產能過剩,且投資回報也少,從而加劇負債風險。
其次,平臺公司大量增加,覆蓋面也在向基層擴展,目前區縣級平臺公司數量占比較大。相較于省市級財政,區縣財政相對較弱,還款來源無法保證。
第三,平臺公司償債渠道過分單一。目前土地出讓金、政府財政收入是平臺公司的主要償債渠道。早在
2010年,便有“兩會”代表建議,平臺公司償債來源大多是建立在土地價格上漲預期基礎之上,但如果地價下跌,土地出讓困難,還款就會發生困難,地方政府就必須動用其他方式來償還貸款。
第四,平臺自身缺陷及其監管不足。在政府的庇護下,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一直沒有根據公開、及時、準確、全面的原則對外公開披露有關信息。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管,部分平臺公司對平臺資金隨意挪用和濫用。此外,公司治理結構混亂,高級管理人員中大部分屬于政府高級官員,責任主體不明確。
最后,弱化了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應。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融資平臺企業將籌集到的大部分資金投入到中、長期的基礎設施等項目中,提高了銀行貸款的集中度,并延長了其貸款期限,不利于監管部門把握銀行信貸投放的節奏。
政府融資平臺的正面表現也依然搶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微博對此就曾表示,地方投融資平臺通過大規模融資并推動城市化建設,為中國應對危機和擴大內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今年審計署公布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的投資方向來看,絕大多數投向了公共設施管理業、道路運輸業和城市公共交通業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無疑這些領域是拉動地方經濟增長、提高就業,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民生問題的重要途徑。以天津市為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到2011年,平臺公司貸款投向公共設施管理業占比均在50%以上,占比較大。而新增平臺貸款投向也主要用于開發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公共租賃住房項目和城中村改造項目。對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王國剛曾公開表示,在大規模城鎮化過程中,有許多項目是必須要投資的。
償債期的集中來臨,令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能引發的風險引人關注。這也讓人們意識到阻止其負面表現的重要性。其實早在2010年國家便提出了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清理和貸款融資行為規范的一攬子措施。在一年多的清理工作后,平臺公司的發展漸入正途。財政部相關負責人就表示,融資平臺公司融資規模膨脹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保留的融資平臺公司正在按照市場化原則規范運行,逐步實現債務風險內部化;銀行業金融機構等對融資平臺公司的信貸管理更加規范,政府違規擔保承諾行為基本得到制止。該負責人同時指出,我國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漸入正途的平臺公司以及更加規范化的信貸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貸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僅以天津為例,根據人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數據顯示,近3年平臺公司貸款增速已從3年前迅猛增長轉為大幅回落,平臺公司貸款質量總體較好,不良率也始終低于全市不良貸款率水平。
來源:金融時報 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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