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是中國經濟最優選擇

2012年二季度，世界經濟再度放緩，尤其是后危機時期實現強勁增長的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也普遍步入經濟下行區間，給世界經濟增添了更難驅散的厚重陰霾。當前，美國經濟表現為消費疲弱下的無就業增長；歐洲經濟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升級和制度性風險循環下的衰退；日本經濟表現為災后重建刺激下的溫和回暖；主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表現為外需不振內需不足下的增速放緩。權威機構紛紛下調世界經濟及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預期。為此，各國不得不對經濟進行調整，將世界經濟引入深度調整階段，但是從調整的方式和內容來看，仍未把握住關鍵。

目前，面對世界性的經濟放緩，政策放松幾乎成為必然選擇，顧慮到財政狀況的壓力和經濟風險財政化，多數國家以貨幣政策放松為主，財政政策放松為輔。這樣做的結果是以調節總量為主、調節結構為輔，以調節供給為主、調節需求為輔。然而，世界經濟復蘇的關鍵，在于結構調整，在于增加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這就要求宏觀政策的主基調，不僅僅限于政策放松，而是體現出政策本身的結構性。也就是說，政策放松產生的流動性必須用于拉動生產、就業和促進出口。目前迫切需要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生產力，以此來實現真正長久的經濟復蘇，而不能為了取悅選民而將政策釋放的珍貴資金僅用于調整利益關系，這種短視化的經濟刺激手段將犧牲經濟復蘇的有利機會，結果必然是陷入長期低迷的惡性循環。另外，加強國際經濟協調配合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目前只能在制度建設方面小步慢走，而在制度執行方面躑躅不前，其原因歸根到底是本國利益驅使。當前迫切需要解除各種形式的貿易壁壘，加速生產要素流動，在擴大各國外需的同時，加速推動生產力進步。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促進實體經濟和外向經濟發展戰略，應該是目前世界經濟中最優的政策選擇。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主要問題辨析

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符合今年“穩中求進”的政策總基調。雖然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但經濟發展質量得到優化，同時，投資和消費質量也有所提高，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放緩，居民收入增長、就業形勢良好、C PI增速回落、央行降息等因素有利于消費提速。從外需來看，進出口增長幅度不大，但貿易結構得到了優化，一般貿易和民營企業進出口比重提高、增速較快，貿易條件和環境得到了改善，總體貿易形勢良好。

一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經濟發展質量不斷優化

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自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已連續六個季度回落，并首次出現季度增速低于8%。G D P增速逐步放緩，主要是國際經濟形勢惡化，世界經濟總體放緩，在國際金融危機逆境中表現優秀的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也普遍下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升級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回流，直接打擊我國出口，間接影響我國經濟增速。在內需方面，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均出現回落，但是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取得了較快增長，能源消費速度出現回落，說明雖然我國的內需還沒有培育成熟，但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成效，節能減排進展順利，此外，物價、就業、居民收入的形勢向好，預示著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在不斷優化。當前7.8%的增速既高于我國7.5%的預期，也領先于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實現了經濟平穩運行的目標。

二固定資產投資穩步增長，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增速雙回落

2012年1-6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50710億元，同比增長20.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8.0%，增速較1-5月份提高0.3個百分點，相對于去年同期增速回落5.2個百分點。由于第三產業投資增長較慢，西部投資回落幅度較大，成為投資增長的不利因素。與固定資產投資的穩步增長相比，我國上半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和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較1-5月份雙雙回落，這對于優化投資結構不利。

三消費增速回落，多種有利因素促其提速

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8222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4.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2.4個百分點。消費增速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汽車和住房消費增速下降所帶動，雖然居民收入較快增長，但消費信心仍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臺等一系列利好政策提振。從政策因素的影響看，我國新出臺的消費補貼措施，有望拉動新一輪消費增長，居民收入增長和C PI回落從兩個方向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央行降息也有助于將部分儲蓄轉化為消費。綜合這些因素判斷，下半年我國消費增長有望提速。

四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繼續放緩，政策調控成效明顯

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3061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6.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4.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6.9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16.3個百分點。總體上來說，上半年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速度延續了去年以來穩中有降的態勢，且增速回落得比較明顯。從房地產價格來看，6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的城市個數均超過80%。同時，投機性需求得到了明顯遏制，上半年商品房的銷售面積下降了10%。此外，上半年保障性住房新開工470多萬套，這對滿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貨幣政策放松，市場流動性增加，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到位資金愈發充裕，剛性需求經過幾個月的積累需要階段性釋放，這些因素可能會刺激房地產開發投資和房價上漲。

五物價調控取得明顯成效，抑制和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同時存在

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3.3%，漲幅比一季度回落0.5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2.1個百分點。其中，城市上漲3.3%，農村上漲3.3%。今年以來，我國物價調控效果顯著，除三月C PI漲幅小幅反彈外，下降趨勢明顯，尤其是二季度，C PI漲幅逐月回落，月度漲幅已降至3%以下。C PI漲幅逐月回落與食品價格的明顯回落有很大的關系，6月份，食品價格環比下降1.6%，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環比下降約0.53個百分點，非食品價格環比持平。今年夏糧獲得豐收且創歷史新高，食品價格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今年物價翹尾因素較去年低并持續減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下跌，輸入性通脹壓力緩解。但要看到，資源價格改革、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世界范圍放松貨幣政策產生的流動性增加，這些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也依然存在。

六城鄉居民收入平穩增長，就業形勢良好

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13679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2 5 0 9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3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4%，比上年同期回落1.3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居民收入繼續保持快于城鎮的速度增長，但是增速回落的問題值得注意。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694萬人，完成全年900萬人目標的77%。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分別完成全年目標的59%和79%。二季度末，全國實有城鎮登記失業人數918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一季度末持平。雖然上半年就業形勢良好，但也存在著壓力，包括畢業生在內的勞動力總量增加，經濟增速趨緩對就業產生影響等等。

七貨幣供應量及新增貸款同比增加，貨幣政策放松信號明確

6月末，廣義貨幣M 2、狹義貨幣M 1、流通中貨幣M 0以及人民幣存貸款余額均獲得增長，主要是為了應對經濟增速趨緩，進入二季度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出現“逆風向行事”勢頭，放松的信號已經明確，且在此基礎上加快了節奏：三次下調準備金率及兩次降息。寬松的政策下，信貸快速增長，市場流動性顯著增加，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強有力的支撐。

八進出口小幅增長，一般貿易和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速較快

上半年，進出口總額18398.4億美元，同比增長8.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8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17.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9543.8億美元，增長9.2%；進口8854.6億美元，增長6.7%。進出口相抵，順差689.2億美元。上半年，我國對美國、東盟、俄羅斯、巴西等主要國家貿易有較快增長，但受歐債危機影響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嚴重受挫，并遭遇對方的貿易保護而出現貿易摩擦。從貿易質量看，我國一般貿易比重顯著提高，增速顯著加快，結構明顯改善，上半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占外貿總值的53%，比重較去年同期提升了0.4個百分點。同時，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較快，上半年，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額快于總體進出口增速11個百分點。此外，上半年，進口價格持續走低，西部地區貿易環境改善后貿易額顯著增加，總體貿易形勢良好。

發揮財政在經濟調整中的作用

世界經濟深度調整背景下我國財政的應對策略在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的階段，大多數國家都在審視本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并積極尋找應對之策，以把握這次機遇，在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之際占據“制高點”。我國經濟經受住了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考驗，在現階段，更要直面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深層次問題，牢牢把握經濟發展的領先優勢。解決我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需要把握兩個關鍵：結構調整和需求拉動。結構調整主要為了保證經濟發展的質量，需求拉動主要為了保證經濟發展的速度，在“質”與“量”的雙保險下，我國經濟將順利實現“穩中求進”的目標。因此，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的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任務是保障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和內外需求的不斷擴大。

一全面發揮結構性減稅的結構調整作用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面向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選擇，既要有助于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又不會對經濟基本面造成不利影響，中央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方案：結構性減稅。結構性減稅通過稅負的實質性減輕而對經濟總量產生正面影響，同時又通過優化稅制而優化經濟結構，能夠很好地完成深層次結構調整的任務。但要防止走進結構性減稅能“包打天下”的誤區，因為這項政策對于結構調整的優勢僅在于解決稅制的結構性問題，這只是深層次結構調整中的一項任務，而這項任務解決好能為全面的結構調整掃清稅制障礙。

目前我國的稅制結構性問題包括：流轉稅與所得稅結構不當；中央與地方稅收分布結構不當；各稅種間和稅種內部結構不當，例如存在著重復征稅和稅收真空問題；稅收負擔結構不當，表現為高收入利潤者稅負輕、中低收入利潤者稅負重的稅負結構倒掛，在不同產業、不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稅負結構不均衡；稅收政策對投資、消費、出口的調節結構不當，對投資和出口的作用直接且明顯，對消費的刺激有限甚至可能抑制消費；稅收履行組織財政收入、調控經濟運行、調節收入分配職能時，存在著強效率、弱公平的結構性問題；稅與非稅的結構不當等等。

全面發揮結構性減稅的結構調整作用，就是要讓其解決好上述稅制的結構性問題。由于結構性減稅最終落腳點是各個稅種，因此，需要通盤考慮各個稅種，根據各自優勢賦予其解決某項或某幾項稅制結構性問題的任務。

二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外需的促進作用

財政政策作用于外需的著力點主要包括，鼓勵對外貿易，鼓勵能夠發揮本國優勢的對外投資、到境外進行技術和勞務合作、資源開發等。由于出口受限于國際市場的需求，財政政策對出口的促進有限，但是對外直接投資和工程承包、勞務輸出等“走出去”戰略給予財政支持成效將更為顯著。

首先，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出口的促進作用。主要需從降低出口企業成本的角度考慮，為出口企業減輕稅負。在出口退稅方面，對國家支持出口的產品，應保證做到“征多少退多少”，實現零稅率，同時做到出口退稅政策穩定且可預期，不宜頻繁調整，還應盡量節約退稅時間，加速企業流動資金的周轉。在其它稅收優惠方面，通過對出口地區、出口產業和出口企業給予多種形式的稅收優惠，通過稅收激勵促進出口產業鏈的形成且可持續發展。引導我國產品質量向國際標準靠攏，對符合國際標準的產品給予財稅支持，以質量在貿易壁壘中取勝。

其次，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走出去”戰略的支持作用。我國政府為了支持企業“走出去”設立了外貿發展基金、合資合作基金，并給予政策性貸款、援外優惠貸款等財政支持，但是支持力度有限、申請條件嚴格、審批程序復雜。為此，需要改變現狀，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尤其是對民營企業應降低申請條件、減少審批環節。在此基礎上，強調對“走出去”企業的保護和服務。一是按國際慣例建立海外投資的風險保障制度，財政出資設立風險保障基金和融資擔保基金，前者對因自然災害、政治事件引起的海外投資項目損失予以適當補償，后者為企業的境外貸款、清算和結算提供擔保及其他境外金融服務。二是財政出資建設“走出去”網絡信息服務平臺，收集和發布所有與境外經營、項目情況、法律制度、組織機構有關的各類信息，為企業提供便利快捷的信息服務。三是財政出資建設“走出去”的咨詢服務平臺，承攬海外市場調研、代辦手續、業務中介、提供專家咨詢與評估、糾紛應急處理、開展海外展銷活動等方面的業務，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引導和多項服務。四是為“走出去”企業提供稅收服務，給予符合條件的企業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照顧，在對方國家繳納的所得稅給予稅收抵免，在對方國家享受的所得稅優惠給予稅收饒讓，但前提是加強稅收征管，防止企業偷逃應納稅款。此外，還應允許企業在稅前提留境外投資虧損提留準備金，并設立相應的稅收減免鼓勵企業在海外的技術創新和再投資等行為。

三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的促進作用

內需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即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在世界經濟低迷的外部環境下，我國擴大內需就不能只是簡單地拉動投資和消費，而是要帶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繁榮，并保持住經濟增長的領先地位，如此來看，便不能單純地追求數量，更要保證質量。在投資方面，就要求財政政策要側重于支持能夠推動生產力進步的生產性投資和基礎性投資；在消費方面，就要求財政政策要帶動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加速增長。

首先，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生產性投資的帶動作用。這里要明確的是，財政是支持而不是參與生產性投資，目的是推動技術進步，進而帶動生產力的進步，實現經濟發展“質”的飛躍。目前，包括信息工業技術、低碳技術、生物技術、航天航空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等在內的世界前沿技術，都應該作為財政支持生產性投資的重點。另外，財政應大力支持服務產品和服務模式的創新，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

其次，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基礎性投資的帶動作用。包括對農業、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根據何振國2006的研究，當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 D P的比重為47.1%時，財政支農支出的規模為最優，目前我國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 D P的比重僅為13%-15%左右，距最優規模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應該大幅度增加財政支農支出。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在發展初期需要財政資金支持和參與風險分擔。加大對新能源、新材料工業的支持力度，收縮傳統能源和原材料工業的支持，后者的發展應主要由市場機制的調節。基礎設施具有較強的公共物品性質，財政應大力支持，但是必須配以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因為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往往是腐敗高發領域。

第三，全面發揮財政政策對居民收入增加的帶動作用。財政具有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定與增長三大職能，全面履行財政職能可以為居民收入增加打好基礎。在此基礎上，應更多地關注低收入群體，提高最低收入標準，加大低收入群體的教育和就業培訓，加大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財稅支持力度。擴大社保覆蓋面，降低民營企業社保繳費門檻。在財政支出方面，完善財政支出機制，使其能夠有效保障民生投入，提高財政減貧能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采取措施治理財政支出政策的城鄉“二元性”，消除以工資為基數計繳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制度對收入差距進一步放大的弊端。

專家建議：從宏觀視角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

“要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必須從宏觀視角尋找解決答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在近日舉行的由該所與三井住友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小企業融資和發展”研討會上做出上述表示。

宋立指出，近年來貨幣政策“一收就滯、一放就脹”問題的反復交替出現，表明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匹配性存在明顯問題。在中小銀行缺乏，國有控股大銀行大一統銀行體制下，商業銀行收縮零售業務，加大對大企業集中授信及批發業務，中小企業尤其小微企業需求很難滿足。政策緊縮時銀行首先和主要收縮的是對小微企業的信貸，而政策松動時，必須松動到一定程度才能惠及到小微企業。由此導致大水漫灌，雖然可以解決中小企業尤其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但通貨膨脹壓力往往成為不可避免的副產品。

當初，為了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題，政府提出各地發展中小金融機構，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逐漸演變成中小金融機構不安心支持當地中小微企業，轉到大城市服務大企業。

宋立表示，中小金融機構并沒有按照最初的設想去服務中小微企業，從微觀角度看是合理的，屬于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逐利行為。“從企業視角看，銀行是嫌小愛大；從銀行視角看，中小微企業的效益差、信用差、金融生態差”。宋立說。

宋立指出，從結構構成來看，企業是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正金字塔結構，而銀行則是以大型銀行為主體的倒金字塔結構，企業需求與銀行服務重疊部分是非對稱的，既存在大型金融機構之間的過度競爭，也存在中小型金融機構對中小微企業的服務不足。

“要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必須從宏觀視角尋找解決答案。當前尤其要以問題較突出、影響經濟穩定的中小微企業融資制度和不發達地區金融體系重建為重點，加快建立健全適應實體經濟需要、順周期效應較小的多層次、多元化金融體系”，宋立建議。

宋立進一步指出，今后要改變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需要靠政策推動的被動局面，并消除大銀行體制對宏觀經濟波動的放大作用。廣泛發展包括天使資本、種子基金、引導基金等在內的各種形式、各種類型的創業投資基金，為技術創新、中小企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必要的條件。

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中國主權信用評級A A g+

31日，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在北京發布《2012全球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同時發布30個國家主權信用評級結果，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獲AAg+，人民幣債券信用評級為A A A，債務“違約風險很低”。

在對美國的評價方面，中誠信國際認為，美國經濟基本面和信用指標依然強勁，特別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和美國國債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標桿作用，因此，給予美國最高A A A g的信用等級，展望為穩定。

在對中國的評價方面，中誠信國際充分考慮中國長期以來高速的經濟增長、強大的財政實力、未來較大的結構調整壓力以及尚未充分市場化的資本市場因素支撐中國外幣債券A A g+的信用等級。同時重申人民幣債券信用評級為A A A，展望為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希臘、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排名靠后，其中，希臘獲評C g，“在不利環境影響下，無法償還債務”；葡萄牙獲評B B g-，西班牙、愛爾蘭獲評BBg+。

中誠信國際表示，歐洲國家信用狀況出現分化的趨勢，南歐高福利國家信用環境不斷惡化，北歐中心國家依然具有很強的經濟競爭力和強大的財政實力，但面對整個歐元區的系統性風險，北歐國家個體信用狀況還是受到南歐國家負面溢出影響而弱化。與此相比，新興經濟體在美債和歐債危機中表現出較強的抗沖擊能力，該機構對新興市場國家整體未來展望持更為積極的態度。

據介紹，中誠信國際此番發布的全球國家主權信用評級體系，主要根據宏觀經濟實力、政府財政實力、對外償付實力和事件風險敏感性這四個方面進行評價。

同日，中國誠信亞太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在香港開業。其在香港發布的信用評級結果允許直接應用歐盟領域，這也標志著中誠信借道香港邁入國際市場。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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