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國GDP突破12萬億元大關,十年后的今天,我國GDP躍居世界第二,即將接近50萬億元;十年前,我國財政收入不到2萬億元,十年后的今天,這一數字已突破10萬億元;十年前,我國出口總額僅3000多億美元,十年后的今天,在國際經濟形勢不太樂觀的背景下,我國出口總額已近2萬億美元……
從2002年到2012年,黨的十六大以來的短短十年間,我國經濟飛躍發展,各項經濟指標已數倍增長。
在這經濟飛翔的十年,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日新月異。十年間,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從當初的不到8000元,一躍突破2萬元大關;農村人均純收入從當初的不足2500元,飛增到如今的近7000元。而就在收入倍增的同時,一張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已逐漸覆蓋億萬人民。
十六大以來的這十年,中國經濟創造了連年高增長的奇跡,取得了讓世界矚目的成就。那么,這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騰飛呢?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近日特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請他總結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挖掘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
改革與結構性變化助推經濟持續高增長
中國經濟時報:十六大以來的這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哪幾個重要發展階段?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張立群:過去十年,中國經濟主要可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2002年到2007年,這是我國經濟在以住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的拉動下持續快速增長的階段。這一階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2002年GDP總量突破12萬億元,到2007年GDP總量達到26.6萬億,六年間GDP總量翻番,GDP年均增長率均在10%以上。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我國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也邁出了重要步伐。包括全面取消農業稅、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社會事業的發展等。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持續快速推進的背景下,整個農業和農村發展也得到了高度重視。糧食保持連續穩產增產,農村面貌發生較大改善,農民得到政府的補助力度空前增強。
第二階段,從2008年到2009年,這是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應急階段。這一階段,我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外貿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大體保持了平穩較快的發展態勢。2008年到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從9.6%下降到9.2%,只下降了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外貿出口的同比增長率卻由2008年的17%下降到2009年的-16%。在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下以及出口大幅波動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態勢,這和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直接相關。
第三階段,2010年至今,這是我國經濟雙重轉型階段。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了重要進展。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政府投資逐步撤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工作力度明顯加大。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整體經濟沒有出現大的滑坡,平穩回落;另一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特別是在東部沿海地區,企業的轉型升級開展得比較普遍,且力度較大,整個區域結構調整進展較快。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與擴大內需相關的產業,正在孕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一階段正在為新一輪更高水平的經濟增長準備條件、構筑基礎。
中國經濟時報:正如您以上所介紹的,我國經濟在過去十年飛速發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那么這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支撐我國經濟這十年的飛速發展?
張立群:過去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首先還是來自于改革開放的推進。改革開放的推進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得到發揮,使整個要素資源的配置,無論是在不同產業之間還是在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都更加活躍、充分,使得整個經濟取得了強大的發展動力。
通過改革,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動力不斷增強。回顧這十年,我國在很多方面的改革都有進展。
首先,政府自身的改革。《行政許可法》、《公務員法》都是在這十年當中出臺的。政府依法行政,進一步提高了透明度,工作的重點進一步轉向民生和社會事業。
其次,圍繞市場建設的改革,燃油稅、成品油定價機制、人民幣匯率、利率逐步放開等改革邁出了重要步伐。
第三,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比如出臺“非公經濟發展36條”、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降低稅負、改善融資環境等改革也有很大進展。
第四,在對外開放方面,按照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我國清理了大量對外貿易方面的規章制度,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全面對外開放的局面進一步發展。
此外,消費結構、工業結構、城鄉結構等結構性變化也是過去十年推動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
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從“吃穿用”轉向“住和行”。這是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后的必然發展趨勢。這個發展趨勢帶動了整個工業結構的巨大變化。
工業結構由“輕”轉“重”,由支持“吃穿用”的輕型結構,轉向支持“住行”改善的重型結構。重化工原材料、能源交通、裝備制造等產業在這期間都有巨大的擴張。這也是支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還有就是城鄉結構的變化。過去十年我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2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9.1%,到2011年城市化率超過50%,十年間城市化率提高了10個百分點以上。城市化在擴大國內消費、支持城市建設投資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保障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我國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來把握,使得城鄉之間的關系保持了大體協調,農村并未出現嚴重的凋敝或貧困化,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成功經驗。
宏觀調控熨平經濟波動
中國經濟時報:過去十年,我國經濟所取得的這些成就與國家宏觀調控有著怎樣的聯系?十年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經歷了哪幾次重大調整?這幾次宏觀政策調整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積累了哪些經驗?
張立群:過去十年間,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經歷了重大考驗,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個成就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在復雜的形勢下,保持了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過去十年,我國經濟增長總體上波動幅度不大。從2002年到2011年,GDP增長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在這個高增長區間,遇到的第一個考驗就是經濟增長過熱。過去經驗表明,一旦中國經濟增長率在9%以上,會很快趨于過熱。
但2002年以后,我國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采取了穩定增長的措施。比如通過嚴把“兩道閘門、一道門檻(即土地供給閘門、信貸閘門、項目審批門檻)”來控制投資過熱。對地方開發區的快速膨脹、小煤窯的快速擴張等及時予以穩定。這些宏觀調控政策防止了經濟過快升溫,使得經濟的高增長態勢能夠大體保持平穩。
另外,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我國又及時地對政策方向進行了調整。從2007年到2008年,實行“雙防(即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全面的通貨膨脹)”。一開始我國實行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到2008年第四季度,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個反應是非常快的,調整力度是非常大的。經過這輪調整,保增長取得成功。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下,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了9%以上的平穩較快增長。
2010年,在“保八”目標實現以后,我國又對帶有擴張性的調控政策進行了及時調整。這個調整非常重要,對防控財政債務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的快速蔓延,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財政政策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資較快撤出,貨幣政策很快收緊,比如十二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五次加息、對貸款的增量進行額度管理等。
這些調整,收到了明顯成效。政府債務占名義GDP的比重從2011年開始穩定并且有所下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和債務規模的擴張得到了有效控制,財政赤字水平不斷下降,物價漲幅明顯回落,房價快速上漲勢頭得到有效控制。
到目前,在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盡管經濟增速在回調,但是這個回調過程由于宏觀調控的精心操作,總體上是平穩的。
整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表明,過去十年的宏觀調控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經濟高增長——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經濟轉型”這樣一個復雜的形勢下,通過適時適度、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總體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態勢,應該說達到了預期目標。
說到積累的經驗,我認為,是努力通過宏觀調控熨平由于市場變化帶來的各種經濟波動,實現經濟在較長時間內的平穩較快發展。這是宏觀調控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像溫總理所講的,中國是一條十幾億人口的大船,這條大船在航行中要避免大起大落。這實際上對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以及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同時,在這樣一個大體平穩較快發展的環境中,還可以化解改革帶來的比較尖銳的利益矛盾。
經濟發展方式已具備轉變條件
中國經濟時報:十年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效果如何?接下來該如何發力?
張立群:從經濟結構調整來看,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經濟是在結構的急劇變動當中發展過來的,這些結構包括消費結構、工業結構、城鄉結構等。在這一過程當中,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努力引導這種結構變化,防止破壞性作用,充分發揮積極作用,效果明顯。在這樣一個結構劇烈變化和數量快速擴張的過程中,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防止了經濟過快升溫,也防止經濟出現一些嚴重扭曲。比如產能過剩,通過過去十年來在產業方面的一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低水平過剩產能的快速增加。同時,我國還及時提出了結構變化的一些新方向,比如新興工業化道路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
但發展方式的轉變,我認為,是需要條件的。在過去這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我國處在市場和需求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對于整個經濟發展來說,重點解決的矛盾是“有沒有”,而不是“好不好”。這個東西大家都需要,我就先把它做出來,顧不上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粗放的、以數量擴張為主的發展方式。
另外就是低成本。要素成本在很長時間內保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低成本支持企業“三高一低”的發展,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成本這個條件支持了企業主要靠價格去競爭,通過降價獲取訂單。
所以說,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具備市場條件和成本條件。
但是2010年以后,市場的快速擴張發生了重大轉變。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外貿出口的增長由過去接近30%,降到了2008年—2011年的年均增長9.9%。這個變化預示著外部市場的快速擴張期已經結束。同時,國內住房和汽車市場在經過十年的快速擴張之后,已經進入相對平穩、相對成熟的發展時期。再加上產能過剩的形勢,決定了投資的增長也開始“下臺階”。整個國內外市場的快速擴張期,可以說基本結束。另外,低成本條件也在快速改變,勞動者工資水平、土地價格、水資源價格和礦產資源價格等都在持續較快地提高。
市場和成本兩方面的變化迫使發展方式必須作出轉變。為了適應變化的趨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方針,這是非常及時的。
經濟發展新動力仍是改革
中國經濟時報:在新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未來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什么?
張立群:未來中國經濟要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中心,重點還是要推進改革。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是體制機制的完善,這個完善需要通過改革和消除各個方面制度性弊病和缺陷來支持。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來自于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助推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只有在完成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之后,中國才會獲得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起點。
中國經濟未來的改革與過去十年來的改革有所不同。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比如原來就有的破產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低水平的產能調整,主要是靠破產退出。現在有一種思路是通過控制新項目上馬來解決產能過剩,其實這是在保護落后。新項目可能水平更高,不讓它上而讓低水平的產能繼續存在,這種情況對于發展非常不利。與此同時,在淘汰一些低水平企業的過程當中,可能會對就業和民生帶來影響,必須要通過基本社會保障建設消除這些影響。這些就涉及到政府職能改革。政府工作重點需要更多地轉到基本民生保障和社會事業發展上來。
此外,城市化中的一些矛盾要解決。當前中國轉型需要解決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問題。即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制約了工業化的發展。
工業發展以城市環境為依托,城市發展以工業為基礎。工業化與城市化要同步。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還遠遠沒有完成,基于長遠考慮,應該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加快城市化,一方面,能擴大內需空間;另一方面,也能為工業和服務業發展創造一個更好的平臺。城市的人口數量增加了,承載能力提高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就會更順暢。再比如,如果農民工也有了城市戶籍,整個城市的就業穩定性就會明顯提高,企業的職工隊伍的穩定性也會相應提高。職工隊伍的穩定性提高將帶來技術的穩定和企業核心價值理念的穩定。所有這些都會為工業和制造業的做大做強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加快城市化進程,需要我國在戶籍制度、財稅體制和政府服務能力建設等方面繼續深入改革。
同時,讓市場更充分的發揮作用,更充分地放開市場競爭,放寬市場準入,進一步理順煤電、成品油、天然氣等價格機制,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等,都是至關重要的改革措施。
此外,對外開放還要繼續。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世界市場,要搶抓機遇,就要提高對新的市場環境的適應能力,也就是說外向型經濟要轉型升級,要從過去比較粗放的、依靠血汗工資加貼牌出口的模式轉變為依靠品牌競爭力和核心技術競爭力的模式,并提高對國際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水平。這就需要通過完善對外開放方面的很多體制機制來支持。
我國對外貿易在與國際經濟接軌過程中,通過完善相關體制機制,更充分地融入世界經濟,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也會吸取很多積極因素,從而使得我國的制度模式與整個世界經濟更全面地協調和接軌。
通過這些目標的實現,我國可以在一個更加開放的、融入全球經濟的背景下,實現下一輪更高水平的經濟增長。
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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