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發布的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指導意見，重拳出擊新股發行三高問題。
多家投行負責人對理財周報表示，如果指導意見實施，企業募資金額和投行收入必受影響。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指導意見出臺的同時，各家投行也在緊急應對。
據悉，政策一出，各券商投行人士立即聚集無錫開會商討對策，會議討論異常激烈。
投行最忌憚“25%紅線”
三高問題的核心所在，一直被認為是新股發行定價過高，直接導致了高市盈率和超募嚴重。所以此次監管層試圖通過技術手段有效解決發行價過高的問題，讓新股發行價回歸理性。
廣發證券林魯東和張海波對加強發行定價監管的表述概括為：定價高于行業平均市盈率的25%以上，發行人、保薦人都將會非常麻煩。
尤其是新股發行價格市盈率如果高于同行業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5%時，發行人和保薦人、保薦機構代表人所要面臨的或有處罰，會導致“同行業平均市盈率25%的定價即是監管要求的發行最高限價”，林魯東和張海波在研究《指導意見》之后指出。
不過，從政策預期來看，《指導意見》雖然能有效抑制新股發行高價，但政策的受體，IPO公司和投資銀行卻要承受較大損失。
“如果新股定價真的限制在行業平均市盈率的125%以內，我們肯定要受損失的”。一位資本市場部負責人告訴理財周報記者。
有這種擔心的，并非上述這一位受訪人士。
從理財周報記者采訪的情況來看，投行最為忌憚的主要是新股定價限制市盈率這一條，其他條目雖然也會導致投行詢價工作進行調整，但影響有限，至少不會影響到投行的切身利益。
按照目前投行保薦企業慣用的收費方法，即基本保薦費用與超募保薦費用之和構成最終投行對企業收費。自2009年IPO重啟以來，新股發行的超募資金已經構成投行收入的主要來源。
“尤其是在市場化改革較快，保薦中小項目較多的南方券商，大多采用這種模式，而且在獲得項目之初簽訂協議時就會把這些條款簽進去”。一位北方大型券商投行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該人士指出，《指導意見》雖然只是一個征求意見稿，但最后變更的可能性不大，畢竟這次改革的重點就是發行價格。在不改變現有發行體制的情況下，只有這一個辦法可以降低發行價格。
當然，如果監管部門下決心從體制入手，也有其他辦法可循。在4月12日金融界網站組織的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研討會上，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就透露說，在證監會座談時，他曾向證監會發行部門建議采取打包發行的發行辦法，真正增加市場供給，有效抑制發行價格。不過，從這次公布的指導意見來看，劉紀鵬的建議并未得到監管部門采納，監管部門只是采用了一個行政指令更強，也更加有效的詢價辦法。
發行價格下降，投行從每一個項目的收入就會減少很多。“只能通過多發幾個項目來彌補收入，或者提高保薦和承銷的費率，但與企業談起來會比較困難”，一位資本市場部人士告訴理財周報記者。
參照市盈率或存在調整空間
投行并非無計可施。
既然以行業平均市盈率作為參照標準，則何時上市，選擇何種市盈率對發行價格的確定就會十分明顯。
按照《指導意見》的解釋，發行市盈率要以同行業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為參照標準，無細分行業平均市盈率的，參照所屬板塊二級市場平均市盈率。
法規雖如此，執行起來卻有較大變動空間。眾所周知，券商研究所所撰寫的新股發行投資價值報告，一直以來都在參考行業平均市盈率來確定發行價格區間，但每次擬定的價格區間都會高出不少。其中原因，一位券商人士向理財周報記者解釋，研究員選擇同一行業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作為參考，當然會在投行的授意下，選擇較高的參考標準，最后定出一個比較高的價格。
“也許，我們能在所參考的行業平均市盈率上做一點文章”，一位投行人士透露說，“交易所和協會都在制定行業市盈率，但目前仍然沒有一個確定的參考標準，投行也許能有機會。”
但也有其他投行人士不無擔憂地說，《指導意見》中不明確的地方，證監會可能會通過“指引”的方式加以明確，堵住發行高價的漏洞。
“如果真的出指引，那我們就只能在獲得批文之后的6個月里擇機發行，盡管風險很大”，這可能是承銷商唯一能獲得較高價格的機會。
來源：理財周報 任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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