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思路、改革取向

　　中國現階段的宏觀經濟形勢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客觀上要求宏觀調控決策管理當局需特別注重局勢的通盤把握與政策組合的審慎權衡，對短期應變、中期升級與避險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追求，努力作好全面統籌。

　　“一緊一松”仍搭配

　　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要求我國貨幣、財政政策繼續維持“一緊一松”搭配。

　　前不久的美債上限提高過程和評級下調沖擊，多少有些“意料之外”，但又可歸為“情理之中”，它合乎邏輯地使世界金融危機始作俑者的“美元霸權”所走的下坡路，帶上了較鮮明的“量化”特征。

　　但股市的激烈反應過后，固定收益金融產品市場卻波瀾不驚，格局未變，又在一定意義上印證了：走下坡路的美元尚未遇到任何可替代物的實質性挑戰。所以不能得出美國經濟必隨美債評級調低很快“二次探底”的判斷。

　　短期內世界經濟真正的大考和與之伴隨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歐元區：希臘第二輪主權債務危機濤聲依舊，在20國峰會前后引得相關國家一日三驚，而經濟體量更大得多的意大利，近來又報出公共部門債務的嚴峻形勢，局面吃緊，總理易人，向前展望2012年2—4月還將有一輪償債高峰壓力，一旦挺不過去，整個歐洲的形勢有可能急轉直下；即使意大利挺過了2011年秋天和2012年上半年的考驗，對于前瞻到2013年的歐元區景況預測，也已讓許多觀察者憂心忡忡：在過去所積累的債務矛盾顯性化過程中，歐盟成員國能否于相互協調與博弈中使歐洲貨幣同盟真正匹配上具有足夠支撐力的歐洲財政同盟制度框架，目前看來還矛盾重重，不能不打個大問號。

　　所以，歐元區如真地出現大不利的局面，很可能把世界經濟從所謂“后危機時代”又拖入“二次探底”的泥沼，那么已具高外向性和高外貿依存度的中國經濟，必不可能“獨善其身”。

　　在此外部環境下，短期應變和中期抵御沖擊的預案都值得考慮，但這畢竟屬于“不確定性”的側面。

　　從現狀考察的正面，要看到中國經濟已在通脹壓力為主要矛盾的相對高漲階段上運行了一段時間，2011年前10個月經濟運行數據所表明的宏觀調控成效（GDP增速已適當回落至9.5%左右；CPI代表的物價漲幅已于月度6.5%水平上階段性見頂回落，從“前高”轉入“后穩”；新增就業情況較好；等等，合意度較高。

　　同時，微觀主體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困難有所加劇、部分區域較集中地出現企業資金鏈斷裂等，亦帶來一些憂慮和新的矛盾與問題。當下需要做好宏觀政策層面的預調、微調。

　　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框架還不宜貿然改變，但在以“觀察期”為特征的一段時間內緊縮舉措有必要減少動作，并應配之以必要的定向寬松。與穩健貨幣政策搭配的積極的（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框架，仍需維持一段時間不作變動，同時對財政政策的區別對待、優化結構功能，應當注重充分發揮，以增加有效供給，助益大局。

　　2011年以9000億元預算赤字安排體現的財政支出擴張，將主要通過為前兩年的4萬億元政府投資項目提供必要的后續資金支持，為新醫改、保障房建設等重大民生事項提供財力投入，以及為緩解水利、中心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等基礎設施瓶頸制約等體現政策重點，并繼續在“三農”、生態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方面發揮功能，提供可優化全局結構的有效供給。

　　2012年的經濟運行在2011全年預計9%或略高一些的增長水平上繼續適當降低0.5—1個百分點的增速，應是可取的，關鍵是不失時機地著力推進機制創新、體制改革、結構優化，在提防外部變故的同時，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總之，繼續維持一段時間兩大宏觀政策“一緊一松”的搭配，有利于在復雜的不確定外部環境下，在我國經濟運行新階段抑制通脹的同時，又提防外部突發大的沖擊而造成突然的通縮，以預調微調避免“政策迭加”式的超調。

　　假如世界經濟真地出現“二次探底”，我國加以應對的經驗、手段和安全操作空間都是具備的，對此我們完全應當具有充分信心。

　　政策刺激轉向自主增長

　　“一緊一松”的總量調控框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始終是必要的，但在提防外部沖擊波的同時，我們還應清楚地看到，“二次探底”畢竟還未成為確定性事件，我國從短期到中期的宏觀政策走向，應當注重促進我國經濟由政策刺激向自然增長的有序轉變。

　　引導經濟的自主增長需包括放松管制與準入、鼓勵和發展公平競爭等方面，也包括積極合理實施結構性減稅，給企業主體的創業和發展提供更為寬松的外部環境。

　　應當看到，擴張性財政刺激政策不可能長此以往成為常態。只要我國經濟相對高漲期間有較大把握避免被外部世界的“二次探底”再拉回低迷狀態，財政政策的必然邏輯是經過適當的“淡出”過程而回歸穩健（雖然談論其具體時間表為時尚早）。

　　使經濟運行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意義重大，將有利于減少政策刺激中不可避免帶來的對于微觀主體的過多行政干預和“政府萬能幻覺”，使市場更好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機制作用，從而以競爭中的優勝劣汰來淘汰落后過剩產能，更好實現發展方式轉變所要求的結構優化與效益提升。

　　假如2012年外部世界未發生重大變故，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淡出”將是一個必要的承前啟后的過渡。我國在1998—2003年成功抵御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之后，財政政策由刺激和擴張向穩健轉變，就曾經歷了一個淡出過程而保障了銜接轉換過程平穩有序。

　　所謂淡出，也就意味著政府并不首先宣布政策的顯著變化與轉型，而是比較低調、徐緩地降低政策擴張力度，到了一定火候，再對社會公開宣布新政策框架。

　　經驗表明，這種有序轉變有利于把政策連續性要求與階段變化后的轉型要求作比較平穩的對接，較好地服務于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運行機制的動態優化。

　　調結構促改革 轉方式

　　中國經濟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過程中，挾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潮流，表現了強勁的成長性，但“黃金發展期”伴隨“矛盾凸顯期”的特征已十分明顯，如何從粗放型的老路，走上集約型可持續發展新路，如何防止因多種矛盾制約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中國現代化途程上的歷史性挑戰，按照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已時不我待，刻不容緩。

　　在此大方向下，由于總體經濟社會轉型的路徑定性，我國宏觀調控方面的每一個短期考量，都必然要與中長期升級換代、防范風險、化解深層結構體制矛盾弊病制約這一命題，內在地緊密相聯。

　　當下在提防世界金融危機“二次探底”危險和尋求國民經濟運行轉為自主增長狀態的同時，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使“十二五”時期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落到實處，便成為不可回避的重大抉擇。

　　轉變發展方式從表現形態上說，必然體現為優化產業、區域等經濟結構，實現產品、技術升級換代，增強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節能降耗和優化生存環境、改進收入分配格局等演變過程。而為了實質性地推動和促進這種結構優化、方式轉變過程，又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礙，深化改革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煥發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活力。

　　比如，與我國經濟命脈密切相關的主體能源領域，困擾我們多年的“煤電價格不能理順”的問題，已使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嚴重扭曲，生產與流通出現大量設租尋租不良行為，火力發電廠形成“集體靜坐”狀態加劇“電荒”，普遍節能降耗缺乏經濟杠桿作用，資源、環境、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制約難以緩解等一系列問題。不改變這種狀態，在我國如何“優化經濟結構”將流于空談。

　　又比如，在人們普遍關心的稅制改革方面，從目前延伸到整個“十二五”期間，我們應在結構性減稅方面抓住增值稅擴圍改革重點，促使交通運輸業、建筑安裝業和第三產業的各類市場主體，脫開現行營業稅“重復征稅”因素的抑制，放手實施專業化細分與升級換代，從而支持我國產業結構優化、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等重要戰略意圖的貫徹落實。

　　同時，我們也需要在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面積極創造條件，爭取由現階段的分類征收模式改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模式，更好發揮優化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促進社會和諧。

　　在我國直接稅制度建設中，對于全局將產生多種正面效應的房地產稅制度建設，已經以上海、重慶兩地先行房產稅改革試點的方式啟動，應當在總結經驗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發揮其形成地方稅體系支柱、優化地方政府職能、促進土地集約利用和抑制房地產泡沫、以及強化社會中收入與財富再分配調節機制等重要功能。

　　以上列舉的結構性減稅或結構性增稅的事項，都是服務于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必要改革，都無可回避而理應積極進取。

　　作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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