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唱響財政重頭戲稅改多路并進

　　增值稅改革試點牽一發動全身。“十二五”期間試點若全面推廣，我國將迎來進一步完善稅制的重要改革。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認為，2012年財政擴張力度會有所控制，減稅將替代增支成為財政政策的重心。下一步減稅將以減輕企業稅負、降低間接稅比重為主線展開。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對減稅的強調意味著我國開始更加注重“供給管理”。在營業稅改增值稅，降低間接稅比重的同時，應積極推進房產稅改革，增加直接稅比重，優化收入分配，完善分稅制下的地方稅收體系建設。

　　高培勇：適當降低宏觀稅負，減少間接稅

　　賈康：將房產稅資源稅打造成地方稅支柱

　　更加注重供給管理 減稅將成積極財政重心

　　中國證券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2年我國要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大民生領域投入，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積極財政更多強調結構性減稅而非公共性財政支出。如何理解這一變化？

　　高培勇：自2008年以來，我國的反危機操作主要是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推進的。但2012年，“減稅”而非“增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所在。首先，盡管歐美經濟形勢持續震蕩給中國經濟造成拖累，但總體來看，這種不利影響不會大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因此不需要再采取大規模、超劑量的刺激措施，政策的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其次，在經歷了主要依靠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粗放型”反危機操作之后，我國調結構的迫切性凸顯。在公共性財政支出領域，政府是主導，投資是引擎，而減稅是針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有利于釋放需求，擴大內需。此外，2011年實現全國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元已無懸念。基于擴內需、穩增長的調控目標，減稅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需要強調的是，為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性，2012年財政赤字在2011年基礎上應略微增加，保持在萬億元規模。這種赤字水平一方面是應對外部沖擊做出的預調、微調，另一方面也是在考慮當前外部不利影響低于2008年的前提下有所節制。同時考慮到未來我國仍面臨著成本推動下的物價上漲壓力，這也需要對財政政策的擴張性有所控制。

　　賈康：盡管歐元區的不確定性給全球經濟帶來沖擊，但“二次探底”畢竟還未成為確定性事件，而我國從短期到中期的宏觀政策走向，更應注重促進我國經濟由政策刺激向自然自主增長的有序轉變。這一轉變意義重大，有利于減少政策刺激中不可避免帶來的對于微觀主體的過多行政干預，使市場更好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機制作用。而引導經濟的自主增長既包括放松管制與準入、鼓勵和發展公平競爭等方面，也包括積極合理實施結構性減稅，給企業主體的創業和發展提供更為寬松的外部環境。

　　中國證券報：結構性減稅成為調控政策重心，是否意味著我國宏觀調控思路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

　　賈康：對減稅的強調意味著我國宏觀調控開始更加注重“供給管理”。“需求管理”一般在發達成熟的國家有其適用性，因為較充分的競爭機制和要素自由流動，往往自發消化了較大的結構性不均衡。不過，在金融危機之后，各界對只注重總量調控而忽略結構調控的反思也在深入。

　　現階段的中國，不論是出現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脹壓力，還是其迅速演變為流動性不足和通縮壓力，都存在某些領域明顯的有效供給不足、投入滯后，即結構性供需失衡。因此更需要“供給管理”。“供給管理”強調稅收中性和減稅等“減少干預”、使經濟自身增加供給的原則。針對我國現狀，運用政府財力著重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增加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是當務之急。

　　新一輪稅改提速 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

　　中國證券報：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計算，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6.4%，2009年為25.3%，而2009年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為36.4%，由此可見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但目前，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普遍感覺到“稅負痛苦”，原因是什么？

　　高培勇：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稅制結構失衡。當前我國稅收收入的70%以上都是間接稅，而間接稅作為價格的構成要素之一，可直接嵌入商品售價之中，通過價格渠道轉嫁。同時，我國稅收收入的90%以上由企業繳納，這部分稅作為生產或經營成本的構成要素之一，通常也要極力擠入商品售價之中，通過價格渠道轉嫁。

　　我國稅收主要集中在這些由企業繳納、走價格通道轉嫁的間接稅，就決定了稅收實際上是大眾稅，即由全體社會成員一起承擔。因此無論是企業和個人都會感覺稅負過重。

　　賈康：我認為，間接稅比重過高而直接稅比重偏低，是造成現階段我國社會成員稅負痛苦程度較高的根本原因。間接稅雖然不直接由消費者繳納，但含在商品和服務價格中，最終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消費者承擔。由于低收入人群恩格爾系數較高，基本消費支出占收入比重大，相比高收入階層，其承擔的稅負的痛苦程度自然要高。由于間接稅比重太高，中低收入階層實際上成了更多給公共稅收做貢獻的群體，稅收調節的再分配作用也沒有應有的體現。

　　中國證券報：應如何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負痛苦”？

　　高培勇：調整的方向應當是在適當降低宏觀稅負水平的前提下，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

　　在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下，可歸入間接稅的稅種主要有三個：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其中，增值稅塊頭最大，2010年占全部稅收收入的39.5%，營業稅和消費稅的收入占比分別為14.4%和9.9%。此外，上海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試點已實行，這意味著增值稅“吃掉”營業稅的趨勢已形成，待全國推廣后，增值稅收入占比將達50%以上。因此，減稅負首當其沖就是第一大稅種——增值稅。

　　據了解，有關部門事實上是允許更多的地方參與到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中來的，只要拿得出改革的方案即可。“十二五”期間這一改革若全國推廣，重復征稅的問題將解決。而上海試點中增值稅新增了兩檔低稅率，下一步增值稅稅率水平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增值稅整體稅負也會趨于下降。

　　增值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伴隨著上海試點并逐步向全國推廣，我國將迎來一場降低整體稅負水平并進一步完善稅制的重要改革。由減稅騰出的相應空間，還將為增加直接稅并進而推動優化稅制結構的整體稅收改革鋪平道路。可以說，這項改革是我國系統性財稅體制改革的起點。

　　稅改將多路并進 推進房產稅資源稅改革

　　中國證券報：圍繞調整經濟結構、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等，我國財政政策下一步將在哪些方面發力？

　　高培勇：2012年財政上的擴張力度將有所控制。作為實行預微調的一種可選擇手段，結構性減稅的優越性不言而喻。需要指出的是，結構性減稅不同于全面性減稅，它一方面要通過減稅，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水平；另一方面，要通過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優化稅制結構，從而引導經濟結構的優化。增值稅改革將釋放出增加直接稅的空間。下一步稅制結構調整主要就是增加稅收歸屬可以明確的稅種，比如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以實現稅收的“精確打擊”和調整分配的功能。

　　賈康：財政政策在“積極”框架下的“預調、微調”，帶有更突出結構優化的意向，積極財政政策勢必更加注重民生改善等領域。同時，要重點支持自主創新和小微企業的發展，如落實好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免征額等減輕小微企業稅負的方案，實施對小微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政策。

　　在稅制改革方面，首先應提到積極推進有利于第三產業發展和升級換代的增值稅“擴圍”改革，這也是提振消費、優化結構、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

　　未來我國稅收要更加依賴直接稅。其中個稅方面，要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征收制度。相關設計里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培育中等收入階層，加入“綜合”機制和家庭贍養系數等區別機制。此外，房產稅改革試點應當在總結經驗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發揮其形成地方稅體系支柱、優化地方政府職能、促進土地集約利用和抑制房地產泡沫以及強化優化社會中收入與財富再分配調節機制等重要功能。

　　環境稅可考慮在“十二五”期間推出碳稅。一方面通過稅負的提高，逼著企業升級換代，使全社會產生低碳環保正面效應紅利。另一方面，因為多增加了一塊稅收，政府可以在宏觀稅負不變情況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水平，實現普遍減稅，產生所謂“雙重紅利”。

　　資源稅改革下一步要爭取把從價計征擴大到煤炭等重要資源品種，并借勢理順煤電比價關系和我國主要資源、能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

　　需要強調的是，“十二五”期間，應抓住機遇爭取盡快推進將房產稅和資源稅打造成地方稅體系兩大支柱的配套改革，這有助于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和地方政府職能的合理化。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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