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深層次結構下的戰略調整

　　●在缺乏有力的社會矯正的前提下，市場機制的單純作用必然導致基于收入差距擴大化基礎之上的較大的社會貧富差距。

　　●基于對外經濟的“雙循環”結構、國內經濟的“鐵三角”結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體化”結構的現實，突出地強調通過改進民生來擴大內需市場，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作為判斷當前經濟形勢、定調來年宏觀經濟政策的最高規格的經濟工作會議，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雙保持”的前提下，以“穩中求進”作為2012年中國宏觀調控的總基調，在指導思想上第一次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突出強調通過改進民生來強化內需市場。這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最新內容和核心話題之一。要深刻地理解這一最新內容和核心話題，就必須從當前我國經濟所依托的深層次經濟結構入手。

　　對外經濟的“雙循環”結構

　　眾所周知，經過30多年的對外開放，我國在獲得前所未有的歷史發展的同時，也形成了過度外向的、“兩頭在外”式的對外經濟關系。這一關系以中美之間的經濟“雙循環”結構表現得最為典型。其運行方式可簡要概括如下：中國廠商向美國出口商品，美國向中國廠商支付美元：1、根據現行結匯制度，國家按標準匯率以人民幣購買中國廠商的外匯獲得美元，并將其轉變為國家外匯儲備；中國廠商出口產品獲得的美元在換成人民幣后，進入國內循環，這是第一個循環。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一循環中，中國廠商以美元換得的，并進入國內循環的人民幣，實際上并無商品做為保證，因為作為其發行基礎的商品已出口美國；因此，當中國廠商向美國出口量不斷積累時，會造成大量的外匯占款，使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的形成具備了可能性；2、當國家外匯儲備因中國廠商出口的增加不斷積累時，由于美國對我購買其先進技術、企業實體和重要資源進行戰略限制，只能購買其巨額國債，遂使我國得自對美貿易的美元又流回美國，這是第二個循環。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一循環中，我國得自對美貿易的，并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回流美國的美元，又將充當美國重新購買中國商品的資本，開始新一輪“雙循環”支付手段。當然，實際的貿易-貨幣關系要比上述高度簡化的“雙循環”結構復雜得多，但基本關系如此。

　　如果僅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僅從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層面和長時間尺度來看，上述“雙循環”結構的運行至少會在理論上導致以下現象：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準制度化”的對美利益或財富輸送機制；二是形成了國內經濟發展對外需拉動過度依賴的機制；三是形成被動的“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發生、發展機制；四是在客觀上形成了美國對我轉嫁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五是在客觀上形成了美國對我在經濟上進行某種定向沖擊的可能性。上述推導可以解釋此次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出現的許多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現象，也被某些經濟事實——例如美國的兩次“量化寬松”政策及其對我國的影響所證實。

　　國內經濟的“鐵三角”結構

　　眾所周知，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我國順利地完成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轉軌，保持了國民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同時，也形成了以差距較大為特征的社會分配關系。在此，一是收入分配的絕對差距較大；二是差距形成的速度過快；三是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四是差距日益趨向固定化；五是差距似有兩極化發展的趨勢。

　　更重要的是，在缺乏有力的社會矯正的前提下，市場機制的單純作用必然導致基于收入差距擴大化基礎之上的較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導致因較大的社會貧富差距而產生的內需不足，導致因內需不足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外需拉動發展，形成出口導向型的外向性經濟。在此，貧富差距、內需不足和出口導向型的外向性經濟之間形成了一種“準制度化”的“鐵三角”結構。其中，出口導向型的外向性經濟在本質上只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內需不足的替代品和結果；構成“鐵三角”結構的各因素之間存在著正向循環互動的關系。當然，實際的國內經濟運行要比上述高度簡化的“鐵三角”結構復雜得多，但基本關系確實如此。

　　同樣，如果僅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僅從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層面和長時間尺度來看，上述“鐵三角”結構的運行至少會在理論上導致以下現象：一是分配差距的繼續擴大；二是以內需下降為標志的內源性發展不足；三是國民經濟發展內外不平衡，并嚴重二元化；四是在客觀上形成并激化了社會民生問題；五是在客觀上影響了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同樣，上述理論推導可以解釋當前國內的許多經濟、社會現象，也被某些經濟事實、社會事件所證實。

　　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體化”結構

　　同樣眾所周知，在近20年迅猛發展的“全球化”的推動下，上述對外經濟的“雙循環”結構與國內經濟的“鐵三角”結構日趨融合而“一體化”。如果僅從經濟安全的角度出發，僅從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層面和長時間尺度來看，這個“一體化”結構至少在理論上表明：1、以這種“一體化”結構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首先是有風險的，其次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2、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個“一體化”結構也會抑制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3、對這種“一體化”結構進行矯正是保證我國經濟社會順利發展的需要。同樣，上述理論推導可以解釋當前我國面臨的許多重大國際、國內經濟社會問題。而這些都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囿于其技術性思維所無法理解，當然更無法解釋的。

　　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的原因與意義

　　基于對外經濟的“雙循環”結構、國內經濟的“鐵三角”結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體化”結構的現實，在當前美國經濟不振、歐債危機持續惡化、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國內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物價上漲的中長期因素尚未根本消除、業已不可能僅通過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延式發展來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背景下，突出地強調“穩中求進”，突出地強調通過改進民生來擴大內需市場，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更重要的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著力強調擴大內需，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戰略意義，就在于要對外打破“雙循環”結構的羈絆，對內擺脫“鐵三角”結構的制約；就在于要通過我國可實際控制的內需的擴大，帶動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順利地度過對全世界注定將是一個特殊年份，對我國將是“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一年”的2012年，為未來的發展奠基扎實的基礎。這就是將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的原因與意義所在。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李省龍（中央黨校經濟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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