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抑通脹和穩增長的雙重目標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05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發表了題為：“努力實現抑制通脹和穩定增長雙重目標”的主題演講。鄭新立說，明年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是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又要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實現抑制物價和穩定增長的雙重目標。這看似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目標，但是通過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引導資金流向，又是有可能實現的。

　　通過增加供給抑制通脹

　　鄭新立認為，實現抑制通脹和穩定增長雙重目標，就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

　　鄭新立說，今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情況呈現三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經濟增長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的態勢。1-3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4%，雖然比上年同期的10.6%的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處于快速增長的范圍。而且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央以抑制通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的要求，中央希望把速度降低一點，從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抑制通脹和結構調整上。

　　第二個特點，三大需求均衡拉動。1-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17 .0%，24 .9%和22%，處于正常旺盛增長的態勢。特別是消費持續旺盛和民間投資增速逐月加快，并明顯快于國有單位投資，說明自主增長機制正在發揮作用。這也符合中央宏觀調控的要求。

　　第三個特點是通脹的壓力盡管尚未緩解，但是消費品價格指數已經出現了拐點，8、9、10三個月，消費品價格都出現了緩慢的下降。所以物價雖然仍然在高位運行，但是比上半年有了明顯的下降。11月30日央行宣布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這給出了明確的信號，說明之前以收緊銀根抑制通脹為主要任務的調控政策已經開始了改變。

　　鄭新立表示，從全年來看，估計經濟增長速度會保持在9.2%左右，C PI漲幅保持在5%以上，通脹的壓力仍然比較大。這就涉及到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宏觀政策如何選擇的問題。“我自己分析，我們明年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應當保持今年政策的穩定性，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處理好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系，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既要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又要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實現抑制物價和穩定增長的雙重目標。”

　　鄭新立說，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這兩個參數總是互相矛盾的，高增長必然伴隨高通脹。中國要在低通脹的條件下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這就好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一樣。能否實現這一目標？鄭新立認為，這還要看宏觀調控的水平。關鍵在于通過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把資金引導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來。

　　鄭新立強調，要改變今年前三季度單純用收緊銀根的辦法來抑制通脹的調控措施，因為那樣做很難實現抑制通脹和保持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

　　從控制物價的角度來說，今年價格上漲的特點主要是結構性、成本推動性和輸入性的價格上漲。分析今年前三季度價格上漲的結構可以看出，1-9月份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7%，其中食品價格上漲占了60%以上，城鎮居住類價格上漲占了20%以上，這兩個因素占了整個價格上漲因素的90%左右。

　　對于食品價格的上漲，用收緊銀根的辦法是達不到目的的。

　　正確的辦法就是要通過增加供給來抑制通脹，特別是實現生產和需求之間的供需銜接。美國食品價格始終是非常穩定的，原因之一就是讓銷售商根據市場的需求預測跟生產者簽訂購買合同，保持市場供求大體平衡。

　　第二個措施則是要發展大型的供貨商，搞集約化生產。如果一個國家的供貨商是數以億計的小商品生產者，那是不可能做到按合同和市場需求來生產的。

　　另外還要降低流通成本。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曾經出現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抑制通脹，當時中央提出了菜籃子工程市場負責制，米袋子工程省長負責制，很多城市投了很多資金搞塑料大棚生產蔬菜，滿足城市的供給。這對解決那一次的通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十幾年過去了，那時候搞的菜地現在大部分都變成鋼筋水泥的樓房，所以現在城市里的蔬菜供給，70%左右靠長途運輸。即使是杭州這樣一年四季蔬菜都可以生長的城市，現在的蔬菜供給70%也是靠外地，土豆是從甘肅運來的，青菜是海南島運來。從幾千里外運青菜，損耗不說，還浪費了大量的能源，價格也難以控制。

　　所以現在不光要搞菜籃子工程，還要搞菜園子工程。北京市在遠郊區都沒有菜地了，現在要到鄰近的河北省去開辟新菜地。一般來說，大中型城市，蔬菜自給率保持在60-70%是比較合理的，30-40%靠外地供給調節。這樣就可以保證城市蔬菜價格的穩定。至于糧食價格今年以來一直是比較穩定的，中國已經連續七年糧食豐收增產，所以糧食價格想漲也漲不到哪去。

　　對居住價格的上漲，也要根據它產生價格上漲的原因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主要是要增加住房的供給，特別是保障性住房的供給。中國今年開工一千萬套保障性住房，如果在“十二五”期間能夠建設四千萬套，城市的住房價格就可以穩定下來。現在穩定城市住房價格的籌碼掌握在市政府手里，市政府如果增加保障性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供給，把建設速度加快一點，城市的房價就可以降下來。

　　房價之所以快速上漲，是因為現在有一個土地財政的機制。現在有的沿海城市，土地出讓金的收入已經高于了一般的財政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收入。比如杭州市去年財政收入800億元，土地出讓金收入1200億元。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推高土地價格，推高房價的動力。

　　但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讓金價格搞的這么高，房價搞的這么高，實際上是傷害了城市的競爭力。深圳房價很高，1.2萬元每平方米，結果研究生、博士生都因為到深圳買不起房子，不去了。據說去年一個研究所招了20多人，結果沒有一個人報到。高素質人才不向這個城市流動，這個城市就沒有了競爭力。所以地方政府推高房價是飲鴆止渴的做法，短見之舉。

　　如果穩定了食品價格和住房價格，整體的通貨膨脹形勢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過多地用收緊銀根的辦法，不斷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凍結大量的資金，就會傷害到經濟的增長。特別是會導致中小企業資金緊張，民間高利貸活躍。有一個調查顯示，溫州市上半年企業貸款的利率平均在25%左右，甚至包括國有銀行、國有企業也參與到當地的高利貸活動之中。所以宏觀調控要改變單純依靠收緊銀根來抑制通脹的辦法，轉而采取結構性的政策在抑通脹的同時支持經濟的增長。

　　運用財政政策實現雙重目標

　　鄭新立認為，要同時實現抑通脹和保增長的雙重目標，就要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通過貸款貼息、資本金補助、減稅等措施，把資金引導到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來，這樣就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第一可以消化銀行過剩的流動性，第二可以支持轉變發展方式對資金的需求，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而為經濟長遠可持續的發展創造條件。

　　具體來說，就是要把資金引導到五個方向上來。第一個，資本市場。現在股票市場低迷，資本市場發育不好，要通過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把資本市場做大做強。

　　第二個，引領到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來，包括新一代互聯網、生物工程，電動汽車、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產業這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新的增長點。

　　第三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現在中國城市里基礎設施的需求還是比較大的，供電供水，道路，特別是停車場的建設明顯不足。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改善汽車的使用條件上，在大樓底下建地下停車場。通過搞這些工程來滿足公共消費的需求。

　　第四個，引導到第三產業和農業現代化上來。特別是農業現代化，現在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是當前社會資金剩余，二是勞動力轉移有出路，三是市民對優質綠色農產品需求旺盛。

　　引導社會資金投資到農業現代化可以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可以解決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問題，保證農產品價格的穩定。

　　第二，可以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投入到二、三產業，從而讓他們盡快富起來實現小康。

　　第三，把土地轉包出去之后還提高了農業的規模經營水平。農業公司、農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大了，收入也就高了。

　　最后，還應該通過擴大海外投資把部分外匯儲備變為物質儲備，要處理好國內經濟和國外經濟的關系。

　　鄭新立說，現在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比較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加。這導致了很大的壓力。中國買美國的國債，人家不領情，而且參議院還立法逼著人民幣升值。所以應該通過海外投資，把一大部分貨幣儲備變成能源資源儲備和物質儲備，緩解外匯儲備壓力過大的問題。

　　海外投資的方向主要有四個。第一，要拿到更多的能源、資源的勘探權和開發權，這能夠解決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所面臨的瓶頸問題。中國在能源、資源方面，煤炭比較多，石油、天然氣儲量比較少，鐵礦、鋁礦、銅礦比較少，需要通過擴大海外投資，建立穩定的海外供應渠道。

　　最近這兩年鐵礦石漲價漲得很厲害，給國內鋼鐵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其實鐵礦石不光是埋在澳大利亞，南美、非洲這些地方也有。比如委內瑞拉就有個幾百億噸的大鐵礦。而且南美洲最大的鐵礦還不在委內瑞拉和巴西，在玻利維亞這些南美國家手里。但是由于運輸困難，恐怕除了中國沒有人愿意到那里開礦。

　　這里面有個策略，就是大企業小企業都要走出去。大企業出去了，當地政府往往非常警惕，小企業機動靈活，往往能把很多的事情擺平。等小企業拿到能源、資源的勘探權和開發權之后，由于它們缺乏資金和技術實力，可以與大企業聯合開采。

　　第二，出去搞并購。鄭新立認為，現在是抄底并購千載難逢的機遇。美國、歐洲、日本的很多企業有比較好的科技資源、人才資源、技術儲備，但是因為市場需求不足，現在快要倒閉了。這個時候并購它，它非常感謝，價格也比較低。去年中國有一個省，就是通過出去并購了幾百家科技型企業和科研機構，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自主創新能力。

　　第三個，出去搞加工貿易。現在中國的汽車、家電、紡織企業都具備了海外制作的能力，通過到海外投資，可以帶動中國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通過資本輸出，也可以帶動商品勞務的輸出，創造新的需求。現在美國、歐洲、日本經濟困難，對中國產品的進口短期內難以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是中國可以通過到海外投資，特別是到發展中國家投資來創造需求。這樣也能夠給當地創造就業機會，還可以大量使用外匯。

　　第四個，出去搞工程承包和勞務承包，帶動勞務輸出。

　　牢牢把握轉變發展方式這條主線

　　鄭新立強調，要“牢牢把握轉變發展方式這條主線”。他說，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對轉變發展方式講得非常明確，但是由于今年通貨膨脹的壓力比較大，實際上在宏觀調控中，把抑制通脹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現在到了年底，通貨膨脹的壓力下降了，明年還會進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時把宏觀政策的重點放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夠既抑制通脹，同時又能夠保持近期和長遠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調整需求結構，要從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提高居民消費率。去年中國有一個宏觀經濟指標是極不正常的，就是投資率達到了48.6%，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這就意味著中國生產的全部社會產品，有將近一半被拿來擴大再生產。同時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的最低點34%，其中政府消費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現了居民的最終消費率低于投資率的情況。

　　投資率過高必然會帶來生產能力的過剩和出口的增長，使國際貿易摩擦增加。投資率過高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結構里最扭曲的關系。所以要提高消費率，關鍵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別是農民的收入。而增加農民的收入則要靠現代化的農業，把一部分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鄭新立說，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創新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之后，各級政府和企業都加大了研發的投入。這幾年中國科研投入不斷加大，科技成果已經開始涌現，形勢很好。

　　但國有企業創新能力有待提高。現在中國專利申請量68%來自民營企業，有企業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個行業技術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國有企業創新的機制建立起來，自主創新方針才可以落到實處。

　　再次，轉變發展方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現在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只有43%，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所有從業人員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十來個百分點，跟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更是沒有辦法比。印度的服務業的就業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國服務業比重長期上不去，癥結所在是收稅體制不合理。中國的收稅，工業實行增值稅，服務業實行營業稅，營業稅的稅負比增值稅的稅負平均重三分之一。稅收政策跟服務業發展的宗旨是相背離的。

　　最后，金融體制也要改革。長期以來，小企業都得不到貸款支持。國務院前年發文，允許社會資金發起設立個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機構，包括貸款公司、村鎮銀行和資金互助社。這個政策出臺一年多了，文件實施細則還沒有下來。審批部門還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間資金發起設立小型金融機構，必須有銀行法人控股20%，這樣，村鎮銀行根本搞不起來。

　　中國的金融業很落后，現在要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健全地方的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公司和貸款擔保公司，發展銀行中長期貸款的證券化，改革外匯使用管理體制等等，配套地推進金融體制的改革，使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

　　鄭新立說，中國經濟已經快速增長了30年，未來還可以保持多久，國內外有很多議論。“我覺得再快速增長20年是沒有問題的。”一個是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城市化率要達到70%左右才能穩定。未來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一年進城就有1300萬人。進城一個人拉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收入是10萬元，1000萬人就是一萬多億元。

　　他說，還有一個根據是去年中國人均G D P為42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人均G D 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中國還要快速增長15年 ， 人 均G D P再 翻 一 番 半 才 能 達 到12000美元。也就是說，到2025年中國才能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到那個時候，中國的快速增長期也還沒有結束，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人均G D P達到17000美元的時候經濟增長速度才會降下來。中國從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還有五年的時間。如果在此之前中國的增長速度就放緩了，那只能說明中國的政策出問題了。

　　問與答

　　問：本屆或者下屆政府在經濟結構轉變方面會做出哪些有突破性的事情？

　　答：經濟結構轉變最大的決策還是在于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這個是關鍵。如果政府準備在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上加以調整，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來拉動經濟增長，現在正是一個好機會。

　　做出這樣的調整，當然比較困難。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方案，我知道發改委收入分配司兩三年前就搞出來了，這個方案我看了，搞得很好，但是拿出來討論，這切一塊，那補一塊，切哪一塊也有人不贊成。

　　如果我們在收入分配結構上不做出很大的調整，就難以把消費率提上去，我相信在這方面，中央會有大的政策。特別是增加農民收入這塊會有大的政策。另外在第三產業發展上，盡管行動比較慢，但是稅制已經開始改了，可以看到效果。在自主創新方面現在也看到了效果，財政對教育的投資正在逐步的增加。

　　問：中央對未來十年政府改革有什么新的思路？

　　答：現在大政府小市場還是小政府大市場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的比較多。我認為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正是看得見的手能夠發揮更大作用的時候。相對于歐洲來看，我們要幸運得多，歐洲由于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和財政政策，現在出了問題也沒有辦法。我們則通過政府發揮作用，很快解決了問題。

　　但是從改革的方向上來講，還是要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十二五”的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我認為頂層設計就是要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領域。比如說民間資金在金融的進入還有很多的門檻。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我覺得還是要按照市場取向這樣的原則來做。

　　問：現在財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中央，請問如何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

　　答：這幾年我們財政收入連續大幅度高于G D P的增長速度和城鄉居民增長速度，我認為是不正常的。在國民經濟大蛋糕里，應當是朝老百姓這塊多切一點，讓老百姓口袋錢多一點，這樣才能增強他們的消費支付能力。

　　但是由于我們1994年開始改革稅制機制的時候，當時財政收入占G D P比例很低，在10%以下，特別是中央財力比較小，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當時設計了一種體制，中央和地方按照三七的比例分成增值稅。沒想到這些年增值稅增長速度這么快，按照原來的分成比例，中央財政收入就比較多了。

　　應當看到這是十幾年以前我們設計的財政體制，當時沒有想到發展情況有這么好。稅收體制是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它的改革必須很慎重，怎么樣調整國家、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例需要深入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應該適當地降低國家收入的比重和企業收入的比重。

　　另外，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還應該改變在初次分配比例中當前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再分配中政府和企業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

　　問：華爾街日報說，地方融資平臺問題可能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您怎么看？

　　答：地方融資平臺問題是最近這一兩年才突然膨脹起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結果，地方財政擔保的資金大概是十萬億元，里面銀行貸款占三分之一。這些資金應該說是這幾年我們應對危機采取超常的措施，用四萬億的投資計劃帶來的。地方融資平臺這幾年的發展也不能全看成是壞事。應該說地方融資平臺搞的這些項目，絕大部分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好項目。比如說城市里面搞地鐵，搞飲水工程，搞供氣，搞垃圾處理、污水處理，搞學校醫院等等，這些都是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但是這次政府融資平臺投資的項目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項目，留下了一批優良的資產。過上幾年之后，財力增長了，這些債務的本金償還就不成問題了。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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