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19點，備受矚目的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美國經濟學家、紐約大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獲獎。獲獎理由是二人的研究解釋了是什么讓世界經濟形勢演化至此，下一步全球宏觀經濟可能發生的變化，政策將作何改變。二人所開創的研究方法解釋了一個基本問題：是什么導致了什么。
諾獎走下神壇，貼近現實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佩爾·克魯塞爾表示，兩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解答了許多有關經濟政策于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問題，例如提高利率或減稅將對國內生產總值和通貨膨脹產生何種影響，中央銀行調整通脹目標將產生何種影響等。
聲明中說，盡管薩金特和西姆斯各自展開研究，但其成果形成互補。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他們的研究成果已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采用，如今已成為宏觀經濟分析的必要工具。
對于這一意外的獲獎組合，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認為，從近幾年獲獎情況看，諾貝爾經濟學獎越來越貼近現實，從高高的神壇走下來，特別是要為應對乏術的各國政府尋找解決危機之道。
一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標準是重視對經濟理論框架的巨大貢獻，創新和經典是兩大標準，大多數獲獎者都是某一領域的奠基人、建構者或是理論創新的顛覆者。但在當前變化越來越快、越來越復雜的世界經濟中，人們希望諾貝爾經濟學獎與現實更加貼近。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麗群說：“研究成果應基于經濟科學的應用性特征，要求能對時代緊迫的經濟學課題的研究和探索的進展做出突出貢獻，而且要求能對現實經濟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今日世界形勢，政策舉足輕重
正在世界各國為走出經濟泥潭開各種藥方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側重了宏觀經濟與政策的關系，意義非同一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諾獎的評選反映出對宏觀政策效果的關注，同時也凸顯市場對一系列政策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效應。
“某種時候經濟危機是政策失誤導致的自我實現的危機，無論是美國長期低利率導致的次貸危機，還是西方國家長期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凱恩斯的政府擴張政策，甚至是國內超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都為危機埋下了種子。”張茉楠說，研究經濟與政策的相互作用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各國常常通過經濟政策干預本國經濟運行與周期波動，但這些政策會通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流動以及匯率變化等渠道對他國經濟產生重大的外溢效應。世界形勢為何會是今天這樣，其中一個重要變量就是政策。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分析認為，對任何一項政策，理性經濟人都會調整自己的博弈策略，調整應對的結果是使政策失效，即中國人講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預見到下有對策，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騰”，無為而治。量化寬松、發改委管價格等都無用。
諾獎能否為經濟開出藥方？
頒獎現場專家分析說，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強調的就是“預期”，稱所有問題的焦點都有關經濟未來的預期：要解釋經濟危機的原因，結合事實數據尋求答案，分析失業率和GDP之間的關系。
有個有意思的插曲，在被問到金融市場如此動蕩的情況下，如何使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價值150萬美金的獎金時，西姆斯打趣說：“首先要留著這筆現金一段時間，再想想看。”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學教授埃娃·默克說，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利用兩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分析宏觀經濟并制定形影政策和發展預期。這種基礎分析工具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可以被廣泛應用，并將對解決眼下歐債危機等問題發揮重要作用。
張茉楠表示，各國都希望諾獎獲得者的研究能夠給決策者以警示，但現實情況是，大多數國家都在采取“以鄰為壑”的態度，缺乏國際間的政策協調，這會對他國乃至世界經濟造成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自身得病，而其他國家吃藥”。現在各國貿易戰、匯率戰、金融戰已經上演，人禍遠比天災更可怕。
西姆斯表示，他的研究并非專門針對全球經濟危機或某種特定經濟狀況，但其研究成果對于找到解決全球經濟危機的方法至關重要。
北大杜麗群認為，在歐債危機不斷加劇和全球金融市場跌宕起伏的大背景下，不能過多地指望經濟學家開出良方和解藥。
來源： 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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