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高利貸致命鏈條：利率管制下的資金價格扭曲

　　銀行資金、民間借貸再度糾結在一起，而核心癥結所在，正是中國利率管制下的資金價格扭曲。當前一系列應對之舉多為應急，真正的解決之道仍在于為民間借貸尋求制度層面上的解脫

　　10月4日午后，溫州市鹿城區繡山路上的警察開始多起來。路過的出租車司機略感意外，有司機稱：這架勢，和兩個多月前溫總理來溫州處理動車事故善后時一樣。

　　司機恰好言中。彼時，因為愈演愈烈的高息借貸事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正在當地，聽取溫州市委市政府有關民間借貸問題的匯報。隨行的還有財政部部長謝旭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等財經部委高官，陣容強大，氣氛凝重。

　　以民間借貸活躍而著稱的溫州，從未像當前這樣引人矚目。

　　就在溫家寶一行抵達浙江前一個月內，超過60名溫州企業老板因為資金鏈斷裂而跑路，有的則因此跳樓，民間高利貸崩盤之說迅速蔓延。

　　更嚴重的是，已經浮現的危機，并不僅局限于民間借貸市場。歷史再度重演，此次民間高利貸的瘋狂，已涉及部分國有企業和正規金融機構。民間借貸資金鏈的斷裂，恐再度將商業銀行等金融“正規軍”拖下水。

　　據溫州市金融辦、銀監分局、人民銀行中心支行初步統計，此番老板跑路所牽扯到的銀行信貸“窟窿”約200億元。一位金融監管機構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隨著調查的深入，信貸“窟窿”和民間借貸規模都會繼續擴大。

　　根據官方統計，截至8月末，溫州市各銀行機構貸款余額6123億元，而民間資本超過6000億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繼續增長。

　　如果“窟窿”全部轉為壞賬，當地銀行不良貸款率將在8月底0.37%的基礎上飆升10倍，形勢逼人。

　　根據官方媒體公開的報道，溫家寶在10月4日的會議上提出四點意見：一要提高對小企業不良貸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確將小微企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三要加大財稅政策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延長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的期限；四要切實防范金融風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依法打擊非法集資。

　　而在四天前，溫州市政府在9月29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已宣布一系列應急措施，第一條就是對中小企業“加大信貸資金保障力度”。

　　在國慶節前迅速擴散的恐慌情緒，至此略有所緩和。而對民間借貸鏈條的調查與艱難破解，則剛剛開始。

　　誰在放貸

　　違規攬儲的大旗之下，制造業企業包括上市公司、公務員、官太太、普通民眾均被“招安”，有錢出錢，紛紛介入高息借貸

　　民間借貸各國皆存，學者們的研究表明，這在某種程度上可對正規金融拾漏補缺。然而如果其短時間內過于活躍，則往往預示著金融動蕩為期不遠。

　　今年以來，隨著宏觀政策的逐步收緊，中國各地民間借貸均呈迅猛發展之勢。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今年銀監會三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估計，全國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已達3萬億元；中金公司9月底發布《中國民間借貸分析》報告稱，2011年中期民間借貸余額 3.8萬億元，同比增長38%。

　　據統計，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發布107份關于“委托貸款”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計貸款額度超過160億元，同比增長約38%。人民銀行公布的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其他”類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上半年為2033億元，同比增長67.7%。

　　在銀行信貸資金收緊的大勢之下，這些逆勢流動的資金來自何處？

　　溫州市金融辦估計，當地的民間資金中，來自本地企業的資金占30%，當地居民閑置資金占20%，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資金分別占20%，其中部分資金可能是通過銀行個人貸款的渠道間接流入了民間借貸市場。

　　但《財經》記者接觸的金融業界人士普遍認為，如果沒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資金池支持，民間高利貸市場未必能掀起巨浪。

　　多位民間金融機構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表示，民間借貸的資金池主要由“閑錢”組成，而國企和銀行資金最為豐裕。盡管溫州由于國企少而民企多，國企資金占比相對偏低，但其他地區的國企依舊可以通過種種渠道將資金注入溫州市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微博撰文認為，自1993年以來的民間高利貸風潮皆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作為資金的主要供應方。

　　他認為，經過改革后，商業銀行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內部管理已經比上世紀90年代有較大的改進。但不可否認的是，商業銀行和國有控股企業在這一輪的高利貸熱潮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商業銀行花樣翻新的各種理財產品和信托公司發行的信托產品成為變相的高利貸產品，國有控股企業利用信貸優勢普遍當起了資金掮客。

　　銀監會的數據顯示，最近一年多來，銀行表外資產暴漲，僅理財產品一項，今年上半年規模即已達8.5萬億元。在收益率上，銀行理財產品回報率動輒5%－8%，而信托年利率一年來已上漲了50%，突破20%。如此高息攬來的資金唯有進軍民間借貸市場，方能覆蓋其財務成本。

　　商業銀行、國有企業在信貸和資金上的反常之舉，已引起監管層的重視。

　　7月份，銀監會召開第三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批評銀行對于大型集團客戶，特別是資金池吸引了大量貸款資金的央企客戶缺少貸款流向調查，“部分銀行遇難而退，甚至放棄了對去款走向和用途的調查，不提出受托支付的要求，使自己卻背負了無限的責任”，“大量財務公司資金不是用在自己核心主業和主體集團的成員，國企財務公司變成半個銀行了，成何體統”？

　　包括鐵道部在內的部分大型央企，旗下普遍設立財務公司，對銀行債務“統借統還”，銀行對信貸資金流向的詳盡監管因此形同虛設。在今年民間借貸利率飆升的背景下，部分國企資金以種種方式，或明或暗涌入民間借貸資金池。

　　溫州某工業部門負責人觀察到，最近一年間，國企大量注冊二三級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業務，通過“融資銅”等實物貿易獲得進口信用證通常六個月貸款，并利用信用證的期限差從民間借貸市場獲利。

　　一位從事“融資銅”業務的溫商表示，業務主要取道上海展開，操盤者主要是溫商。

　　通過期限差套利的不僅僅是國企，各家商業銀行也多有涉及。一位高端制造業企業主對《財經》記者表示，最近一年間，曾有銀行高管找上門來，與他聯手通過期限錯配、將資金注入民間借貸資金池獲利。

　　其操作方式為，企業主在月底替某家企業還清貸款，銀行通過壓貸25天的方式，將這筆資金注入民間借貸資金池。短短25天之內，企業主獲得21%的回報，“如果銀行不能在民間借貸市場獲得50%以上的回報，怎么敢這么冒險？”這位企業主說。

　　最近兩年，以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城市銀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興起，在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同時，也在特定階段使中小企業融資水漲船高。

　　盡管分管金融的國務院領導曾公開提醒城市銀行守住本地業務就好，但仍然難抵中小銀行的擴張。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長周松山對《財經》記者表示，去年以來，僅在溫州開業的中小銀行分支機構就超過十家。

　　而在差異化考核背景下，中小銀行貸款利率遠較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為高，前者當前貸款利率已達年利率18%，后者僅為12%。前者每每高息攬儲，客觀上又將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逼上了高成本攬儲之路。

　　今年二季度末攬儲大戰中，銀行業理財產品一度出現短期8%的超高回報率，引來銀監會重拳出擊。至三季度末，建行溫州分行一位負責人表示，短期理財產品收益率已降至6%。

　　由于中間業務已經市場化，擔保公司將自有資金存入銀行，即可獲得《擔保法》允許的10倍信用額度，上述銀行和企業主合謀放貸一幕，在銀行與擔保公司之間反復上演。

　　9月30日，正值三季度末，銀行日均存貸比大考關口。一家融資性擔保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訪期間當場指示手下詢問一家急需存款的銀行，“6.5即短期利率要不要”。兩分鐘后，手下匯報稱，銀行嫌高，這位老板立即發出第二道指令：“問他6.2%要不要，反正我們是5.7%融來的嘛，還有利潤可賺。”

　　據介紹，溫州眾多融資性擔保公司、非融資類擔保公司、小額信貸公司、典當行、寄售行及投資公司等，只有少數誘惑公司守法經營，其余均在巨大的利潤面前違規攬儲。一位擔保公司老板明言，很多擔保公司去年一年賺了超過100%的利潤。

　　違規攬儲的大旗之下，制造業企業包括上市公司、公務員、官太太、普通民眾均被“招安”，有錢出錢，紛紛介入高息借貸。

　　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發布的“最合算投資方式”問卷調查顯示，今年二季度，選擇“民間借貸”的儲戶占到24.5%，首次超過“房地產投資”躍居首位，溫州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

　　該行副行長周松山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上述數據存在一定誤差，但60%的溫州家庭牽涉其中是有的。

　　最近一年多來，不少溫州公務員通過按揭等方式申請個人貸款，其中的部分貸款流入了民間資金池。

　　一位擔保公司老板明言，“烏紗帽”是優質客戶，我們必須爭取，這會給公司運營以及風險控制帶來潛在收益。這位擔保公司老板曾在一分鐘之內，與一位官員太太談妥了資金價格：以22%的年利率吸儲。

　　溫州民間資金池的另一部分資金，則來自山西。2009年，山西煤礦改革“國進民退”，大量溫州老板資金轉戰他鄉，除了內蒙古繼續炒礦、海南炒房，另有一部分資金則流回了溫州民間借貸市場。一位與國企合作、從事“融資銅”業務的民間金融機構老板告訴《財經》記者，民間借貸資金池中，最后一部分資金來自個別慈善機構，具體的名單，他諱莫如深。

　　誰在接盤

　　在房地產開發貸收緊、民間利率飆升的背景下，除了試圖與中央政府在房價上打擂臺的房地產企業，似乎沒有其他行業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間利率

　　那些從銀行及央企財務公司騰挪出的錢究竟流向哪里，依然是一個謎。迄今沒有權威機構公開相關調查結果，而其灰色屬性，亦增加了調查統計的難度。某金融集團高層研究人員向《財經》記者表示，有關方面應對此進行深度調研。

　　但有一點幾成業界共識，當前民間資金大多已脫離實業。而當眾人皆希望自己成為食利者時，企業實體發展一旦無法支撐過高的資金成本，崩盤是注定的結局。而當前中國中小企業恰處于國內外宏觀環境不利的時局下，利潤前景堪憂。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提供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當前，民間借貸資金用于一般生產經營的占比僅35%；用于房地產項目投資的占比則達20%。

　　而即便上述35%的實業投資比例也不乏水分。中國農業銀行2.45,-0.01,-0.41%微博溫州市分行一位負責人表示，在日常貸款中，近來發現大量制造業企業的虛假需求。實際上，由于逾七成中小企業參與民間放貸，中小企業與房地產企業早已存在千絲萬縷的關聯，換言之，房地產項目占比遠不止20%。

　　多位國有和民間金融機構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表示，民間資金池閘門開啟之后，地產項目是最主要的流向。在房地產開發貸收緊、民間利率飆升的背景下，除了試圖與中央政府在房價上打擂臺的房地產企業，似乎沒有其他行業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間利率。

　　某房地產企業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表示，房地產企業并非都拿60%—72%的超高年利率，“這誰也承受不了，關鍵要靠資金組合”，這位負責人說，“例如理財產品的價格對于房地產企業就不算高。”

　　通常情況下，房企融資組合分為房地產開發貸、理財產品、房地產信托、民間高利貸四種。

　　前述房地產企業負責人表示：“房地產開發貸盡管已經收緊，但存量仍然很大。”同時，不少理財產品背后實際上就是房企在操盤，其部分資金定向流往房企；房地產信托利率更高，年息已經超過20%；而動輒月息三五分的民間借貸已經大量存在于房企的資金組合中，不少資金鏈緊張的房企甚至不得不承受月息6分的短期高利貸折合年利率72%。

　　“資金鏈相對豐裕的房企，前兩種資金組合更多；反之則是后兩者占比更大。”前述房企負責人說。

　　一位擔保公司老板告訴《財經》記者，把錢放給房地產也很不放心，每個季度末，特別是春節前“錢緊”的時候，一定得親自去看看那些項目。

　　9月底，標準普爾稱，其對中國房地產公司進行的壓力測試表明，多數地產商能承受2012年銷售降低10%的沖擊，部分房地產商則無法承受。標普點了沿海家園、綠城中國、合生創展、上海證大、盛高置地、上置集團等六家企業的名，認為如果市場繼續疲軟，這些企業的償債風險將加大。

　　在民間高利貸市場剛剛出現崩盤先兆之時的7月，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就已作出預測：“從今年4月份出現負增長以后，大中型城市新建住宅價格指數的同比上漲，從正變成負，估計還有三個月到五個月即今年四季度的時間就頂不住了。”

　　全國范圍內，往年“金九銀十”的銷售旺季在今年變得慘淡，而老板紛紛跑路之后，溫州高端樓盤綠城廣場售價在9月急挫30%，跌至9月底的5.1萬元/平方米。

　　盡管如此，仍不乏房地產企業自信地認為，政府遲早要施以援手。某房地產企業負責人認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存在不少呆賬壞賬，主要依靠未來地價來覆蓋之前的財務成本，因此，地方政府不能讓房企大量死亡。

　　而在當前緊縮的信貸政策下，制造業中小企業必然率先倒閉，然后就輪到了資金次豐裕的民間金融機構，而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最為豐厚，一定是最后一個死”。

　　他相信，房地產企業能扛到政府救助的那一刻。

　　政策轉向

　　按照當前一年期貸款利率6.56%計算，最高上浮30%意味著中小企業從銀行融資利率上限被鎖定在8.52%

　　針對事實上存在的民間高利貸與商業銀行間的灰色交易，溫州金融監管當局曾一度出手，試圖斬斷其通道。

　　自7月初王曉東的資金傳銷崩盤之后，溫州各家銀行一方面收到金融監管機構的指令，一方面為己身的信貸安全，對王曉東的投資公司所在地——龍灣區永強鎮展開排查。

　　無論是彼時還是今日，永強始終是高利貸最為猖獗之地。

　　排查之后，不少銀行停掉了龍灣區、瑞安市的對公貸款，特別是對永強鎮的貸款請求，全部予以駁回。

　　建行溫州分行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對公業務是此番資金鏈斷裂的重災區。由于貸款流向監管薄弱，銀行考慮到高利貸風險，為避免對公貸款窟窿越來越大，不得已而拒貸。

　　截至8月，溫州市銀行業機構小企業貸款比7月份減少373億元。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表示，這表明部分企業的融資狀況不樂觀，但同時，部分企業的關停倒閉已經影響部分商業銀行的貸款安全，而且“潛伏的風險在增大”。

　　隨著老板資金斷裂而紛紛跑路，溫州金融監管者的態度遂產生180度的轉變。

　　在9月29日出臺救急措施的同時，溫州市政府要求“各銀行業機構要積極向上級行爭取貸款規模，確保實現年初確定的新增貸款1000億元的目標”“確保小企業貸款增速高于貸款平均增速，對中小企業不抽貸、不壓貸”“從現在起，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實行利率優惠政策，貸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過30%，同時，不得強制貸款企業購買理財產品，不得與企業貸款掛鉤，不得變相收取企業手續費”。

　　按照當前一年期貸款利率6.56%計算，最高上浮30%意味著中小企業從銀行融資利率上限被鎖定在8.52%。而在溫州市政府對銀行業的“禁令”出臺之前的一年內，有抵押物的中小企業被銀行業的各種“苛捐雜稅”所迫，付出實際利率在12%－18%之間。其中，貸款利率普遍上浮50%。

　　9月30日下午，郵儲銀行溫州分行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落實溫州市政府相關工作要求。行長陳光龍表示，將積極向上級行進行規模申請，已向省行提出在現有信貸規劃的基礎上，年底再增加5億元的信貸規模。

　　換言之，9月下旬之后，溫州銀行業機構將一改過去21個月內“以價補量”的思路，轉為“以量補量”。

　　而溫州市政府已派出25個工作組進駐銀行，實地督導銀行運作。

　　制度解藥

　　溫州等地出現的高利貸亂局，是貨幣困局下的畸胎，市場扭曲下的金融亂象

　　盡管救急措施頻出，但民間高利貸崩盤的根本解藥仍在制度層面。

　　9月29日凌晨，張震宇在一份起草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利率雙軌制的存在和商業銀行本身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上存在監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貸資金沒有直接進入經濟實體，而是通過中介機構流入民間借貸市場。

　　7月7日，央行年內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分別提升為3.5%和6.56%，同時，活期存款利率被確定為0.5%。7月當月的CPI漲幅則為6.5%，實際負利率利差仍高達3個百分點。

　　今年以來，民間市場利率一路飆升。溫州市政府資料顯示，當地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已從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25.44%的階段性高位。

　　《財經》記者調查發現，民間借貸市場實際利率遠不止此。在有抵押物的情況下，利率為月息1分至1分5厘即年利率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個月不等貸款利率普遍已上漲至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無抵押貸款月息已高達月息5分至6分即年利率60%－72%。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微博認為，抬高整個社會的資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導資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場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場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和資金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此輪宏觀政策調整，被外界視為加劇中國金融痼疾的催化劑。

　　金融危機之后，伴隨著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出臺，銀行信貸規模在2009年同比增長三成，達9.7萬億元，次年再增兩成，“合計五成的新增信貸資金也要尋找出口”。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王慶微博表示。

　　在那場信貸盛宴中，以“鐵公基”為代表的國企獲得天量貸款，以政企不分的鐵道部為例，其所獲2萬億元信貸利率普遍被下浮10%。

　　就在鐵道部獲得天量信貸的關口，有抵押的溫州民間借貸年利率約為10%，無抵押年利率則在30%－40%，而國企信貸資金價格尚不足年利率5%，近乎百分百的回報率開始將溫州民間借貸市場進一步放大。

　　緊接著央行啟動新一輪總量緊縮的調控，1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至創紀錄的21.5%；同期，央行還5次加息，通過價格控制產能擴張。銀行放貸規模明顯縮減。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溫州等地出現的高利貸亂局，是貨幣困局下的畸胎，市場扭曲下的金融亂象。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撰文分析，數量型貨幣政策的急劇調整，令銀行的借貸業務萎縮，并向大企業傾斜，中小企業受害頗深。

　　另外，基準利率未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而做出適當的調整，導致資金的價格信號失效，民間利率與政策利率脫節。體系外融資活動劇增，說到底是銀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結果。當然，房地產市場的炒作和不規范，帶來了需求方的問題。而民間借貸的灰色性質，又導致了監管上的盲點。

　　張震宇表示，溫州市政府初步決定設立市縣二級“地方金融監管中心”，將寄售行、投資公司、股權投資公司納入監管范圍。此前，這些實際上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長期“獨立”于“一行三會”之外。

　　除了監管擴容，溫州還建議中央要“大力發展民間金融，開展民間金融組織試點”，以求將民間金融機構納入監管軌道、降低市場利率和風險，其核心要義是開放目前仍屬壟斷的金融服務市場，措施包括擴大小額信貸公司試點、開展民間資本管理服務公司試點、探索組建溫州金融資產交易所等。

　　此前，溫州市經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金融創新——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發行工作正在進行中，“分管經信委的副主任已經跑了五六趟北京，但一直沒批下來”。

　　而包括溫州方興擔保公司董事長方培林在內的民間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胃口并不僅僅局限于此。

　　他們認為，應放松金融管制，給予民間資金合理合法的出口，并逐步消除利率雙軌。為此他們呼吁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允許符合條件的私人辦理銀行業務。

　　張茉楠認為，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腳點應該將其置于推動金融改革、優化全社會融資結構和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大視野中加以通盤考慮，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由市場資金供求決定各種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才是促進中國經濟金融轉型的根本之道。

　　去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向總行遞交報告，要求批準在溫州施行“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然而，報告呈上之后，尚無回音。

　　溫州人行副行長周松山表示，利率市場化改革難關重重，遠非央行可自行決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企的超低利率、國有商業銀行高達3個百分點的存貸利差是幕后阻力。

　　但當地人行堅持認為：溫州國企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運轉相對良好，民間資本雄厚，正是拆除利率雙軌、推進利率市場化的有利因素。

　　有人甚至建議，處于危機之中的溫州，或許可以借試點利率并軌而逐步走出困境，進而為更大范圍拆除利率雙軌探路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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