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緊縮時代 政策之劍揮向哪里？

近期中國經濟出現了其運行形態有所轉型的跡象，不少中外經濟界人士認為這將令中國經濟政策緊縮進入階段的末期或終點。現在是時候開始討論在后緊縮時代，中國經濟政策之劍將揮向哪里。

先說說中國經濟運行形態有所轉型的跡象。

主要是去年十月以來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主線的相對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實施已為時一年，過熱的經濟運行情況已經進入相對良性的運行階段，政策的經濟調控效果從逐漸顯現階段已進入到開始出現必須有所調整的情況。

政策實施層面上，中國央行自去年10月初以來，已經五次加息，并九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顯現上，中國經濟增長過快過熱的情況，自去年10月以來已經逐步緩和。今年1-2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增長9.6%，而去年同期這一指標值是11.1%。這一指標的累計增速已經是連續5個季度下降。

在貨幣投放量上，8月新增人民幣貸款5，485億元人民幣，當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5%。10年8月這一數據是19.2%。當月末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11.2%，較上月末的11.6%繼續下滑。10年8月這一數據是21.9%。今年以來各月狹義貨幣供應量（M1），從10年度月均超過20%的增長，下降到平均14%左右的水平。

在進出口貿易方面，中國海關稍早公布數據顯示，8月出口同比增長24.5%，進口同比增30.2%，并分創下四個月和七個月最高水準，當月貿易順差為177.6億美元，遠低于上月的順差314.8億美元。

但是同期另一些經濟數據卻不樂觀。國家統計局公布8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6.2%；雖比7月的6.5%有所回落，但8月食品價格上漲13.4%；消費品價格上漲7.3%。公告認為“據測算，在8月份6.2%的漲幅中，去年價格上漲的翹尾因素約為2.7個百分點，今年新漲價因素約為3.5個百分點。” 而10年8月CPI同比為3.4%。

在貨幣政策相對緊縮情況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的高企，說明去年以來輸入性通脹和內源性通脹的“遞延效應”（注1：大家可閱讀我7月底發表在21世紀網的一篇相關評論）仍然在發酵，緊縮政策目的未能全面實現。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經濟過快過熱的運行形態，階段性的轉變已經持續了相當一段時期。即自去年10月以來相對緊縮的經濟政策下，中國經濟在增長速度上是逐漸進入到一個比較適當的位置。這方面世界經濟學者和財經界人士均予以正面評價。甚至認為和歐美相比較而言，現在中國經濟是“相當健康”。

但是不健康的經濟因素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個是去年以來物價次第上漲造就了高企的CPI，它的“遞延效應”將深遠影響今后若干年的中國經濟。

另一個是金融危機中習慣了大增量貨幣投放的經濟領域，尤其是工業領域今年下半年出現了普遍的資金短缺現狀。中小型工業企業的生產和利潤都將受到重大影響。在不健康的債務關系下，有的企業將會因資金鏈的斷裂而倒閉。

而今年以來有所萎縮的中國股市交易量，似乎反應資金短缺已經影響到金融層面。

再一個是樓價作為政策調控的“不放松”對象，開始出現降價潮，目前還需研判這到底是供求關系的泡沫擠出還是資金逐利的主動轉移效應，這兩者雖然都令樓價下降，但是其經濟背景作用和后延影響是不相同的。

以上情況似乎表明目前經濟運行的形態，既不同于08年金融風暴造成的經濟急劇下滑、而后采取大增量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令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急速上升的情況；也不同于去年10月開始執行收貨幣、遏過熱政策初期的形態。中國經濟儼然進入了后緊縮時代。

在進入后緊縮時代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政策之劍將揮向哪里？

首先，不變的政策趨向是“對癥下藥”。所謂對癥，就是后緊縮時代的經濟政策必須優先遏制經濟層面不良因素的發展，并且造就經濟整體健康而有活力的態勢：

讓高企的CPI回落到合適的水平；

讓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穩定在適當的位置；

讓貨幣增量和經濟發展相適配；

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讓金融市場特別是中國股市的活力增強；

讓樓價持續下降到合理水平但避免跳水式下滑；

讓出口保持增長態勢但貿易順差不能再擴大；

如果把以上羅列看作是一個經濟政策的“目標清單”，實現它中國經濟不但將能夠實現“軟著陸”，而且明后年中國經濟將在健康軌道上運行。但是如果這清單上的目標不能實現，哪明后年中國經濟乃至民生都將出現嚴重的問題，甚至將影響社會穩定。

現在我們再討論一些相關的具體政策措施，談談對于在后緊縮時代的政策取向的意見。

第一是壓低通脹的政策將要應對兩難局面，并且不易產生顯效。

中國的通脹，經濟學者普遍認為是輸入性通脹為主，伴之以內源性通脹的加壓，使得中國通脹高企不下。但是這并沒有清楚解釋一個事實：歐美的經濟回升一直是低緩，而通脹同樣是低緩的，在中國出口產品整體是有盈利情況下，價格其實把成本又轉移回中國產品的輸入國，那么輸入性通脹及其效應為什么在中國是如此嚴重呢？我認為如果簡單的認同上述經濟學界的觀點，當目前常規的經濟政策實施下來，壓通脹的效果很可能并不明顯，那么今后又能夠拿出什么新的有效的壓通脹政策來呢。

例如收緊貨幣的政策，初期人們期盼能夠降低增長的虛火舒緩通脹壓力，但恰恰在其實施過程，通脹是上行的。人民幣升值，據說也是舒緩通脹的好方法，可是近兩年來每年升值都在加速，近期更是人民幣匯率日創新高，可見這個方法對壓通脹的效果也可能不像人們期望的那樣靈光。

而壓通脹的兩難局面，是指在壓通脹的同時政策的效能往往會產生不利于經濟適度增長要求的情況。

目前收緊貨幣的政策正面對日益強大的適度放松的呼聲，因為狹義貨幣M1增長的階段性放緩已經表明經濟的活力正在受到影響；而人民幣升值過快，出口企業的產能發揮將受到明顯影響。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緩和下來，但通脹的水平卻繼續高企，中國經濟就將步入可怕的“滯漲時期”。

那么中國通脹還有什么深層次的影響因素呢，看來是有的。我認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中國目前的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體系，是助高通脹水平的放大器（這方面現在不是能夠自由討論的時候，本文也不展開討論）。但是在后緊縮時期，經濟形勢將要求國家能夠出臺更有效應對通脹的政策。

第二是高企的物價正在影響民生，政府是否應該研究直接為民生解困的政策措施。這是指研究出臺向國民發放國有企業巨大紅利的政策，以平衡通脹高企所影響的民生實際消費力。這是一直以來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個缺項。這種措施，在香港和國際上都已經有諸多實施。但在中國似乎是政府有所回避的一個考量方向。

直接向國民發放國家紅利，是比采取間接經濟措施來得直接和見效的對抗高企通脹的好方法。間接經濟措施，其效能即使產生，周期也很長。例如，號稱吃高了CPI的中國豬肉價格，近期是降不下來的。原因生豬的成本取決于飼料成本，目前中國農業的集約化水平低、生產效能低的現狀是不可能快速改變的，那么飼料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不可期待的吧。如果說生豬價格高企還和去年初的豬瘟疫導致今年豬肉產量比往年低有關，考慮到豬生產完整周期至少是半年以上，沒有3—5個生產周期的增量，豬肉的供求關系不能達到平衡，就是說，到明年年中，中國國民希望吃到便宜豬肉的希望8成是要落空的。那么國家是否應當考慮采取向國民發放國家紅利這樣直接紓解高企通脹對民生影響的政策呢！

由此我們當期待在后緊縮時期，國家經濟政策之劍應該首先指向紓解民生之困。老百姓看重的是飯碗有沒有肉等日常生活有關的實際消費力，而不是某個階段的貨幣增量及其后果之類的階段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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