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轉型和政策取向

　　上世紀80年代黨實現工作重心轉移以后，鮮明提出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除非遇到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和極其嚴重的天災，否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決不能動搖的

　　未來5年是“十二五”規劃時期，再經過5年即“十三五”規劃的現代化建設，我國就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可以說“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關鍵時期，將為全面小康社會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我理解，“十二五”規劃最鮮明的特征是提出一個主題，一條主線，也就是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最高的頂層設計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最高的頂層設計，這個全黨的工作重心決不能動搖。

　　“十二五”規劃當中鮮明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強調發展要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此外我覺得還有兩點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點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僅僅扭住發展不放松。認清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不少人說，我們面臨著經濟社會發展失衡，人口和資源環境失衡，矛盾非常突出，應該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提法改為以社會發展為中心，以人和自然協調發展為中心。這個認識是模糊的、不準確的。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搞好改革的頂層設計。我到歐洲訪問時，駐外使館的同志問我，黨中央國務院文件里第一次出現“頂層設計”的提法，大家感到很新鮮，如何理解它的意思？

　　我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作出的最頂層設計，它表明黨的大政方針和工作重心的轉移。在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之前的30年中，黨的工作重心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大家千萬不要忘了，1978年年底我們黨實施改革開放，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針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工作重心而言的，這是扭轉中國歷史方向的一個重大決策。如果再想到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那就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如果沒有這兩個重大決策，中國現代化大門無法打開，現代化進程也不能真正啟動。

　　盡管自孫中山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就此進行過探索，但是真正啟動中國現代化航船、打開現代化大門的，是改革開放，是扭轉我們黨以往的工作重心。這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頂層設計，這一點是不能動搖的。1979年李先念針對用極左思想指導經濟建設及其惡果，曾尖銳指出，不能再左右搖擺，我們再也經不起折騰了。上世紀80年代黨實現工作重心轉移以后，鮮明提出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除非遇到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和極其嚴重的天災，否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決不能動搖的。因此，2010年胡錦濤總書記再次強調我們要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引起了全場的熱烈掌聲。

　　黨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我認為最核心、最要緊的一點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僅僅抓住發展不放松，這個發展是指科學的發展，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環境各個方面比較平衡的發展。“以GDP論英雄”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導致的惡果。

　　相對于全黨工作重心而言，我們黨還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生態文明建設，還有黨的建設，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等。我理解，這些都是工作布局層次的內容。而最高層次的全黨工作重心，不宜在工作布局的層次上轉來轉去。這一點需要進一步明確認識。

　　其次，以科學發展為主題，還要牢牢把握和爭取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在新世紀第二個1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國內有不少人提出疑問，今后10年我們發展面臨的機遇大還是挑戰大？怎樣認識和把握新世紀頭20年的戰略機遇期？個別大國的某些前高官和中國學者面對面討論的時候說，中國以前10年的戰略機遇期是我們給你的，未來10年中國戰略機遇沒有了，我們不會再給你們了。這個話說得非常直白。

　　我們需要思考，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是靠別人恩賜給我們，還是靠我們自己爭取和主動營造？我們能不能通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通過一心一意謀發展，去爭取一個有利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外部環境？比如說，我們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們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還有其他政治、軍事各種各樣動蕩的沖擊，就會有比較大的回旋余地，比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確實有外部客觀因素，我們應當善于把握；同時，我們也應當通過自己多方面的努力，加快經濟轉型，推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和協調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主動營造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所以我想，“十二五”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有很深的含義。

　　加快經濟轉型的五條主要脈絡

　　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對最近十多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實踐和理論作出的新的重要概括。

　　“九五”計劃提出，我國經濟體制要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增長方式要由粗放型轉型集約型，這是兩個帶有根本意義的轉變，人們簡稱為兩個根本性轉變。也就是說，中國主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在1996年“九五”計劃中明確倡導的。經過十幾年的實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取得一定進展，例如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都有積極成效，但除了這些進展以外，很多矛盾也越來越突出。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里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五點新要求，第五點就是要構建生態文明，即形成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產業結構和消費模式，要在全民族牢固樹立生態文明的理念。十七大報告鮮明提出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內容，由過去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四位一體”，變成包括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同樣，我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和認識，也在不斷豐富和深化。

　　“十二五”建議和規劃綱要當中，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五個堅持”，也可以說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五條脈絡。

　　第一，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經濟結構可以有許多內容，例如包括所有制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等，我們需要抓住“牛鼻子”。最主要的是促進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的調整。需求結構包括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過去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現在要轉為“三駕馬車”協調拉動。這是需求結構的調整。

　　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應當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拉動轉向一、二、三次產業協同拉動。從要素投入結構調整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應當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投入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和勞動者素質提高。這三個轉型是十七大報告做的概括。

　　“十二五”規劃把這三個轉變概括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當中，至于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等都在戰略性調整里面。為了突出重點，我認為首先要抓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這幾個關鍵領域的戰略性調整。

　　第二，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未來5年，我們必須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二條脈絡。世界正在孕育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技術方面突出表現為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為特征的新一輪革命，而產業革命主要表現為現代通信技術突飛猛進和新能源產業的巨大潛力。我國概括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時反復地探討，最后定的第一位是現代通信技術，第二位是節能減排技術。

　　我們用新技術推動經濟轉型，確實有很大的機遇，例如可以在幾個省甚至更大范圍內推行新能源技術，促進節能減排；但挑戰也非常嚴峻，除了國內相關體制政策還不完善外，發達國家紛紛提出來各種各樣的國家戰略，力圖占領國際競爭制高點。我們必須加強緊迫感。

　　第三，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概括。以往我們解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更多關注投入產出對比關系，結構優化，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增長效率等。對于民生的保障和改善，經濟增長的成果如何由全民更加公平的分享等，關注得不夠。

　　在“十二五”規劃當中，鮮明提出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我理解，要衡量一個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敗得失或成效大小，根本上要看民生改善的程度。現在社會矛盾越來越復雜，有的還很尖銳，民意訴求也越來越強烈，特別是對收入分配差異、地區差異、城鄉差異等等議論很多。強調發展方式轉變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改善民生，就是要實實在在做出一些努力，使發展成果讓全體人民更加公平地分享。

　　“十二五”規劃沒有公布之前，國內外媒體猜測其中是不是突出幸福指數、幸福感還有包容性增長等概念。事實上，規劃綱要用我們中國人的語言習慣表達了類似的理念和內容。例如我們提出就業優先戰略等等。

　　第四，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著力點。未來5年，為了切實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們應當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我們需要完善相關體制和政策，抓好用好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機遇，推動中國企業去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發展低碳技術等，鼓勵生產建設和社會消費各個領域廣泛運用節能減排技術，以此形成支撐可持續發展的先進的理念、先進的手段和切實可行的路徑。當然，國家層面設計適宜的財稅政策，推進資源價格體系改革等等，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著力點。

　　第五，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大動力。經濟轉型要想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開放，依靠體制創新推動經濟轉型，依靠擴大開放倒逼改革，促進發展和加快轉型。為推動發展方式轉變，主要應當抓什么改革？根據我個人理解和研究，十幾年經驗證明，有三個體制必須加大改革力度，包括財稅體制，資源價格體制，政府的政績考評體系。

　　以資源價格改革的緊迫性為例。現在大家看到，2011年四五月份還沒有到夏季用電高峰，不少地方就反映出現了油荒和電荒。最根本的原因是價格不合理，本質上是需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而不僅僅是行政性調價的改良，例如縮短調價時間之類。最重要的是要使資源價格合理反映資源稀缺性，反映市場的供求變動，反映環境治理的代價，這是已經確定的改革方向。

　　現在的難題是既要穩定物價總水平，又要推動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改價格會加大短期價格上漲壓力，不動價格則缺乏調結構的內在動力。2010年出現拉閘限電，很多人批評說今年用電一定會反彈，因為沒有合理的價格機制，電荒果真來臨了。

　　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和價格總水平之間應該有一個合理關系，這個關系和短期的年度宏觀調控目標是有區別的。比如說在5年期間，要穩定物價總水平，促進結構調整，為資源價格改革留出空間。在短期的年度宏觀調控中，可能需要更多地考慮社會承受力，穩定物價水平和改革價格機制需要慎重權衡。從中長期看，如果不深化價格改革，這些結構障礙我們跨不過去，會周而復始遇到經濟波動。我國調結構和促轉型亟待建立有效的體制支撐，這只能訴諸改革的深化。

　　“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體現了“三個突出”

　　為指導我國未來5年的發展和轉型，“十二五”規劃制定了關于經濟發展、科技教育、資源環境、人民生活4個方面的主要目標和28項重要指標，包括12項約束性指標和16項預期性指標。我認為這些目標和指標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個突出”。

　　第一個突出是強調“兩個銜接”，一個銜接是指要與繼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大部署相銜接。雖然國際金融危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還不能說完全結束，后續影響還在發酵。西方私人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還沒有完全暴露和清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頻發，美國債務水平突破警戒線，這些風險和挑戰對中國未來5年的平穩發展可能造成新的沖擊。因此，我們要按照國家的重大部署，做好繼續應對危機的充分準備。

　　第二個銜接，是指要與我國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相銜接。那么，什么是全面小康社會？十六大報告里面有一些概括，定性地說，就是生產更加發展，生活更加富裕，社會更加進步，政治更加文明，生態更加良好，發展成果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十二五”規劃結束后，再有5年，我們就要回答這些奮斗目標達到沒有。前5年的基礎打得更加堅實，后5年的形勢就會更加主動。

　　第二個突出是強調資源環境的約束。在12項約束性指標中，關于資源環境的占了7個。明確提出來單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簡稱為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明顯下降，前者下降16%，后者下降17%，清潔能源比重由2010年的8.3%上升到2015年的11.4%；耕地保有量維持在18.18億畝，單位工業增加值耗水下降30%，等等。要達到這些約束性指標并不是很容易，需要作出極大努力。考慮到我國各地區發展階段、結構特征、資源稟賦、環境容量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對于中西部一些生態環境、資源承載能力比較脆弱的省份來說，完成這些約束性指標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因此，“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約束性指標怎樣合理分解到各地，科學地考評，調動中央和地方推動改革、調整結構、加快轉型的積極性，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例如，全國要完成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下降的總目標，對不同省份需要進行合理的分解。完成同樣的約束性指標，上海和江浙等東南沿海發達省份可能沒有大問題，但是對中西部河南、山西、內蒙這樣的煤炭大省會帶來很大壓力。

　　如果不加區別地分解指標，可能導致這些地區大量企業倒閉、關停并轉，還有職工下崗失業。因此，既要維護各地的發展權利，擴大他們的發展空間，讓當地的全體人民都能過上更加寬裕的小康生活；又要督促各個地區在發展中促轉型，在轉型中謀劃好更加科學的發展藍圖。

　　第三個突出是強調民生的改善。“十二五”規劃當中明確提出就業優先的戰略，關于民生改善的約束性指標有4個，包括要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覆蓋20%城鎮低收入群體；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增加1億人，等等。這些約束性指標的提出，要求中央和各地政府落實必要的土地、資金，完善政策措施和保障機制。這里我著重說明一下“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兩個同步。一個同步是居民收入增長要與經濟發展同步，第二個同步是指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這兩個同步體現了調整收入差距、使發展成果更好地讓全體人民共享的政策導向。

　　關于第一個同步，國家定的預期目標是“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7%，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幅分別大于7%，這是非常好的導向。而“十一五”期間國家定的預期目標是經濟增長7.5%，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幅分別為5%。這和“十二五”規劃的指標存在明顯差距。現在各省都按照國家“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在制訂本省的第一個同步目標，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幅要與GDP增幅基本一致。

　　第二個同步即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和要求，我覺得有點被忽視。前不久，社會上傳聞政府部門提出未來5年職工工資要年均增長多少，達到收入倍增目標云云。一些民營企業家很擔心，說他們面臨的成本上升壓力很大，利潤空間很小，如果按照這樣的工資增長要求，干脆不要經營，死掉算了。事實上，“十二五”規劃綱要并沒有規定職工工資年均增長目標，而是明確提出最低工資年均增長13%，城鄉低保標準年均提高10%，城鎮低保標準跟物價掛鉤。這些都是政府定的保障性目標，與職工工資性質不同。

　　我認為，職工工資包括的范圍很廣，政府應當規定的是公務員的工資，而企業職工工資，包括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不合適強行規定。因為企業的工資是由市場決定的，企業職工工資提高多少是由勞動生產率、市場競爭和勞動力供求關系來決定的。應當強調，“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是兩個同步，第二個同步現在解釋和注意得不夠。若沒有第二個同步，我們靠什么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宜過多關注蛋糕的分割，而忽略了蛋糕的創造。這兩個方面應當取得合理的平衡。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作者：盧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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