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結束與中國第四條磋商 中國仍是全球經濟亮點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任總裁熱門候選人——法國財長拉加德大張旗鼓地展開在新興經濟體的“拉票之旅”的同時，IMF的日常工作正在代理總裁約翰·利普斯基的帶領下有條不紊地進行。記者注意到，盡管6月9日出席IMF新聞發布會的中外記者們不放過任何詢問有關總裁遴選這一敏感問題的機會，口風很緊的利普斯基仍按計劃將發布會重點放在IMF與中國的第四條磋商方面，稱與拉加德同時訪華“純屬巧合”，并重申了總裁遴選將基于“公開、透明和擇優”的原則。

　　根據IMF協定第四條，IMF每年會向其成員經濟體派遣一個工作小組，與所在經濟體的政府就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和政策進行討論，提出評估意見并撰寫報告交IMF執董會討論，這一過程被稱為“第四條磋商”。在利普斯基看來，與往年相比，他此次率隊與中國進行的第四條磋商有兩大特點，即首次將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和《溢出效應報告》的主要觀點和結論納入其中，從而能夠在全球化背景下綜合評估中國經濟發展。當天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微博專欄，對IMF創新性地編制《溢出效應報告》表示贊賞，稱全球化背景下大國經濟的溢出效應強是客觀現實，需要加以分析并決定如何協調，而IMF可以在這方面提供一些參照和依據。

　　此次磋商呈現兩大特點

　　據悉，由IMF亞洲及太平洋部高級顧問奈杰爾·查克率領的基金組織代表團于5月23日至6月9日訪問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對中國經濟進行第四條年度磋商。利普斯基和亞洲及太平洋部主任阿諾·辛格參加了最后的政策討論，并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專欄、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專欄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專欄進行了會晤。

　　在例行第四條年度磋商之外，據利普斯基介紹，代表團還首次進行了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并就中國政策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舉行了討論。

　　“改善中國經濟表現的一個重要工具是改革和開放金融體系，這也是今年磋商的一個重點領域，也是我們對FSAP非常重視的原因。加強金融體系將有助于中國順利轉向一個更具包容性、以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為重點的發展模式。”利普斯基如是說。

　　他說，通過FSAP，IMF認為中國在邁向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不過，中國也面臨著金融部門逐漸積累的脆弱性的危險，金融體系正在變得更加復雜，在數據收集、監控系統性問題以及信息交換方面均面臨局限。另外，他補充道，金融體系還面臨一些眾所周知的短期風險，主要是來自于近期信貸擴張、表外風險敞口增加、房地產價格迅速上漲以及外部溢出效應的影響。

　　FSAP的結論也表明需要重構金融穩定和風險管理框架。這是一項宏大的工程，但如果成功實施，將對中國長期的經濟增長和表現發揮重要作用。

　　談到對中國溢出效應分析的結論時，利普斯基告訴記者，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發揮著中心作用，并迅速由加工貿易向產品的最終消費目的地轉變，中國的經濟再平衡將極大地促進這一趨勢。中國不僅有能力在全球經濟的實體部門中傳輸突如其來的沖擊，也有可能成為此類沖擊的發源地。如果經濟轉型取得成功，中國衍生的積極外溢效應無疑將繼續擴大，并有力促進全球經濟的強勁、持續和均衡增長。據悉，除了對中國外，IMF今年以來還首次對日本、美國、歐元區和英國這幾個系統性重要經濟體撰寫《溢出效應報告》，旨在加強對金融危機后多邊經濟和政策相互影響的分析并推動成員就這些問題進行有效對話和溝通。

　　中國仍是全球經濟增長亮點

　　除FSAP和《溢出效應報告》的上述主要觀點和結論外，今年第三次訪華的利普斯基說，本次磋商的其他主要結論還包括以下幾點。首先，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亮點。IMF對中國今年的增長預測值仍維持在9.5%左右的高水平，且許多推動通脹上升的因素不久將開始消失，到今年年底通脹率應下降到4%左右并有望保持在低位。當然這方面也存在不確定性，全球商品價格上漲或中國中部和南部省份持續自然災害對糧價造成的又一次沖擊都可能推高通脹。

　　其次，中國針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政策應對措施是積極、重要和有效的，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和內需的提升使全球經濟顯著受益。隨著經濟復蘇變得堅實，現在應取消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我們預計財政狀況在今后幾年里將實現預算平衡。對于貨幣政策，今年的貨幣增長目標是適當的。我們建議須更均衡地使用各項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更多依賴加息來減緩信貸增長，減少使用準備金要求和對貸款增長的直接行政手段。”

　　第三，當局為抑制房地產價格上漲而逐步采取的措施正在發揮作用。不過，由于儲蓄率高、融資低廉、持有成本低、房地產稅低以及欠缺其他投資工具，中國的確容易出現房地產泡沫。任何促進房地產市場以及資產市場平衡發展的持久解決辦法都需要涉及金融行業的發展、提高資金成本至合適水平以及提高房地產稅。

　　第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大幅下降。IMF認為中國應在今后幾年實施一攬子政策，促使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內需，以防止經常賬戶失衡重新抬頭。許多支持實現這一目標的政策措施已經納入了“十二五”規劃，而人民幣升值是一攬子改革方案中的關鍵一環。

　　未來人民幣將躋身SDR籃子貨幣

　　一直以來，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都以“自由兌換”作為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的“門檻”之一來施壓人民幣。在回答有關人民幣加入SDR籃子的提問時，利普斯基表示，長期來看人民幣有可能躋身SDR籃子，但需要具備兩個條件，即更加廣泛地應用于國際貿易和更加自由地使用。而在此之前，作為IMF第一副總裁的利普斯基曾表示，“可兌換性”并不是一種貨幣加入SDR籃子的前提條件，人民幣加入SDR是可以預見的事。

　　記者注意到，2011年1月1日生效的新的SDR籃子貨幣依然只包括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而根據SDR籃子貨幣的兩大選擇條件，即其應該是2005年至2009年間貨物服務出口的前四大經濟體貨幣，應是IMF協定中規定的自由使用貨幣來看，人民幣顯然符合第一個條件，未能滿足第二個條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并不符合第一個且是最主要條件的英鎊，卻保留在SDR籃子貨幣中。有分析家認為，這與IMF采取雙重標準不無關系。

　　利普斯基表示，他期待人民幣在上述兩方面取得進展，躋身SDR籃子貨幣。他預計，假以時日，正在加快國際化步伐的人民幣會更加充分地參與到世界經濟的各個方面。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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