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轉型既面臨著挑戰,又是一個重要的機遇,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其核心是以科學方式謀劃發展藍圖,努力創新發展模式,加強對發展的統籌協調,切實提高發展質量。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使得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
我國經濟轉型在增長構成方面的客觀要求
投資拉動不可持續。雖然當前國內投資仍然保持快速增長,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但相對來講工業投資速度要低于基建投資的速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房地產投資反彈速度非常快。雖然我國仍然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并且這些投入的大部分將進入生產性領域。但即便如此,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在我國將會逐步減少,其減少的部分應該由消費拉動進行填補。
擴大內需任務艱巨。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也是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任務。從國際經驗看,以內需為主導,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途徑。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內需潛力大是促進我國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最大優勢。擴大內需要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戰略重點,注重發揮投資與消費的協調拉動作用,其核心是要大力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從消費來看,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過去十年從45%下降到35%,整整下滑了10個百分點。目前的消費比重是一個偏離常規的低水平,這種低消費、高投資的需求結構是一種失衡的結構,尤其是考慮到出口在未來不會再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突出因素,形勢更加嚴峻。所以調整結構失衡,解決消費不足,使得投資和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轉型任務非常迫切。
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當前歐、美、日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較為緩慢,國內經濟矛盾凸顯,政治壓力加大,這使得他們傾向于選擇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將國內矛盾轉嫁到國外。2010年9月份美國國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投票通過了旨在對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的法案。這項“人民幣匯率法案”的通過,將2010年以來的中美匯率之爭推上了頂峰。繼美國之后,歐盟也顯現出跟風施壓的苗頭。此后,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紛紛開始采取“弱勢貨幣”策略,壓低本國幣值。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極大地催化了貿易保護主義情緒的釋放,從2010年初就頻頻發起的各種貿易救濟措施貫穿全年始終,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都翻番增長。
長期通貨膨脹壓力持續增加。在國內外各種因素影響下,以農產品為主的居民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較快,增加了居民的生活和國民經濟的成本。這次物價上漲是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復蘇過程的一個現象,主要原因中流動性過剩,輸入型通脹的特征比較明顯。為保障群眾基本生活,政府迅速出臺了16條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的具體措施。此舉傳遞出中央嚴控物價、控制通脹的堅定決心。調控立竿見影,尤其是前期游資介入炒作的部分品種,價格回落幅度相當明顯。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但是目前消費價格水平上漲的壓力并沒有完全緩解,仍需密切加以關注。
房地產存在嚴重泡沫。房地產投資和住房價格呈現迅速上漲趨勢。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目前的高房價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關鍵是要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機制轉向內需的大環境下,認清房地產市場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完成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機制轉變,政策轉換以及增長轉型。
人民帀升值壓力持續加大。人民幣仍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一是來自國內進一步抑制通脹預期和收縮流動性的需求;二是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壓力,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于2010年11月17日提交的年度報告稱:“中國通過低估人民幣匯率、對國內企業傾斜性支持等政策,維持出口導向型經濟”,并要求美財政部將中國正式列入“匯率操縱國”。目前預計人民幣匯率在未來幾年中,平均將以每年2%的速度升值。
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加劇通貨膨脹預期。目前,我國能源消費對凈進口的依賴達到10%左右,農業原材料進口占貨物進口的比重高達4%左右,同時,我國也是世界上的糧食進口大國。隨著初級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我國的進口成本將大幅上升;輸入型通貨膨脹將可能推動國內物價的上漲。
貨幣政策難度加大。一是人民幣匯改面臨更大困難。自2010年6月19日我國重新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到12月6日,人民幣兌美元波動上升,累計升值約2.6%。但外部的壓力仍在不斷增大,匯改困難重重。二是我國的貨幣政策陷于兩難。央行已連續數次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這和發達國家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一致。如果繼續升息,則與發達國家息差將繼續加大,會鼓勵外國資本流入;如果不加息,在國內通脹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也不利于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
經濟增長質量是未來轉型的核心
在向消費和投資互換角色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機,但其整體經濟增長率以及潛在增長率在未來10年中注定將會放慢。在“十二五”期間,如果中國能夠像其它一些成功的亞洲國家一樣,雖然投資達到了峰值但避免了金融危機,那么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中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將降為7.8%左右。如果“十二五”計劃只是準備使投資略有放慢,預計中國經濟2011年將增長8.0%左右,并且在未來幾年中也將保持在這一水平。
從政策面看,雖然政府的經濟計劃可以使銀行再一次以較低的利率放貸,使得未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在一個高速增長的區間,但這只能是一條增加成本之路。中國政府已經真正認識到了這一風險,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增長可能延長中國目前全面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即便仍舊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再一次刺激財政將會加大通脹壓力和助長資產泡沫。所以,如果中國選擇小規模財政刺激,投資在2011年將會達到峰值,如果不采取小規模刺激,投資將在2012年達到峰值,隨后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轉型即將到來。在過去10年,中國消費者價格長期趨勢上漲率在2%略高一點。工資增加將會使長期趨勢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率有所上升,將推升到4.0%左右。
另外,如果金融壓抑仍然存在,利率也不得不上升以彌補長期趨勢通貨膨脹的升高。如果政府選擇在過渡轉型期間更多的財政刺激或者保持比預期更長的低利率政策,在未來5年中經濟發生滯脹的風險將有所增加。然而,人民幣匯率再一次宣布在單日內以0.5%的幅度浮動對于這種情況具有積極的影響意義,因為這相當于中國的貨幣政策具有了更大的靈活性。這其中的主要作用是用匯率升值代替了更廣泛的貨幣緊縮政策,并且保持了比現實需要更長時間的低利率。這將增加更緊縮貨幣政策的需要,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為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留出充分的發展空間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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