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中國經濟能否保持平穩、較快地發展?能不能為“十二五”規劃打下一個良好的開局?在3月21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1”年會上,來自海外的兩位重量級嘉賓——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思和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公司(亞洲)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圍繞“十二五規劃與宏觀經濟政策”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邁克爾·斯賓思:中國應盡快轉變發展方式
“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并不是過去意義上的計劃,事實上中國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市場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也越來越大。與其說這是一個規劃,還不如說是一系列政策的組合,而且這些政策都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斯賓思說,“十二五”規劃涉及到中國五個基本的轉變,雖然這些“轉變”在此前的“五年計劃”中也提到過,但現在更具緊迫性。
斯賓思所說的五個基本轉變分別是:一、改變增長的模式,供應方面的結構使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在全球市場的份額也已經變得足夠大,擴張的步伐沒有之前那么快了,經濟體增長未來可能出現下降的趨勢;二、對需求的再平衡,尤其是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需求;三、適應不斷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結構,保證有足夠的激勵措施,讓過程變得盡可能地有效;四、建立足夠的社會基礎設施,尤其特別強調機會的均等;五、擔任與中國實力相符的國際職責,包括在穩定增長和可持續方面以及處理氣候變化等問題上。
實現上述轉變,中國應該做些什么?斯賓思的答案是,首先對傳統部門勞動密集型企業進行調整。
“他們過去為增長做出了貢獻,現在逐漸喪失競爭力,很多勞動性密集型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需要向內地轉移,同時進行結構調整,向價值鏈的高端前進。”斯賓思認為,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調整有個有利的機制,就是人民幣匯率,它能給儲蓄和金融中介帶來更多的選擇,同時給股本和信用市場帶來更高的效率。“不管是出口還是制造部門,雖然會逐漸走向內地,但最終增長速度會放緩,并且會轉移到國外去,所以必然要被替代,尤其要被大型服務性行業所替代。”斯賓思說。
“在戶口體系方面,一些(政策)也需要取消。”斯賓思說,農村移民最終要成為擁有完全身份的城市市民。在這個體系中,有很多相互關聯的部分需要取得進展,一方面需要國內需求不斷上升,金融行業在供應方面做出更多的回應,城市和社會的基礎設施也需要建立起來,以支持這個進程;同時還需要有足夠的社會激勵機制讓人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并且帶來有序的進程;隨著私營部門的不斷擴大,也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架構和政策來支持競爭,包括市場的準入和退出,知識產權以及社會保障網。
斯賓斯說,中國是一個大而復雜的經濟體,有不同層級的政府,他們的表現會起到關鍵的作用。因此,需要特別強調經濟和社會目標的融合,同時,設置足夠或者適當的激勵措施。
他建議加大對公共部門投資,但“這需要有足夠的社會回報率,國有企業的收入進行再投資也必須要接受同樣的、高回報的標準檢驗,不然它的增長最終會慢下來。”
史蒂芬·羅奇:治理通脹僅靠提高利率還不夠
“中國通貨膨脹大部分來自于農業方面,政府通過提高利率的方法,不可能長久解決通貨膨脹。”羅奇建議,要特別要關注農產品價格的變動和外部市場的影響。
目前,中國正面臨著內部通脹和外部需求疲軟的雙重風險。羅奇說,中國今年的通貨膨脹率有過高的趨勢,而治理通脹緊靠提高利率是不夠的,但短期提高利率對抑制通脹作用十分有限。
在他看來,經濟增長轉向國內需求支撐尤其迫切。“外部市場——美國、歐洲、日本個人消費增長也很有限,對于中國的出口也是一個挑戰。在外部需求疲軟的情況下,必須把重點轉到內部的需求。”羅奇認為,在“十二五”的需求當中,中國的消費者或將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
羅奇說,在主要經濟體當中,中國的個人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提高個人收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把個人收入在未來轉化為實際增加的購買力,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服務業在提高勞動收入、創造就業方面具有關鍵作用,但中國還是一個服務業比較小的國家,只占到的GDP的40%,全球平均水平為50%以上。羅奇認為,中國的GDP增長相比其他亞洲經濟體是最高的,但是就業增長方面比較低。因為中國有一個出口和制造業為主的驅動模式,絕大多數的制造業都是資本替代型。
“十二五”規劃中,服務業的占比要提高4—5%,中國面臨如何把服務業進一步培育做大的問題。羅奇認為,中國“十二五”規劃提及發展批發零售業、物流業、交通、醫療保健等服務產業,和其他知識密集型產業相比,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王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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