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融資總量指標金融宏觀調控更趨完善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同時要求“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揮好股票、債券、產業基金等融資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滿足多樣化投融資需求。”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近日撰文指出，金融宏觀調控取消信貸規模指標，代之以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是一種探索和創新，適合我國融資結構的變化，符合金融宏觀調控的市場化方向。

社會融資總量成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簡而言之，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7日指出，目前廣義貨幣（M2）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暫時不會被社會融資規模所替代的，但是用社會融資規模來替代公布貸款增加的額度是有可能的。她指出，社會上的各種融資工具，包括股票、債券、信托、投資基金等不創造信用貨幣，但是它們會改變貨幣的構成，即M1和M2的比例狀況。因而，中央銀行有效地控制貨幣總量和貨幣結構的時候，除了觀察信貸規模，應該更多地觀察社會融資總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聯董事長蘇寧日前接受采訪時也表示，我國去年是7.6萬億元的貸款規模，而社會融資總量恐怕超過14萬億元，也就是說，即使完全控制住貸款規模，也解決不了社會融資過度的問題，因此央行提出“社會融資總量”調控的概念，是為了加強這方面的統計，提高調控水平。

盛松成也認為，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適合我國融資結構的變化。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

同時，社會融資規模也是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關聯性更顯著的中間目標。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規模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尤其是與物價關系較為緊密。

此外，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可以將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結合起來，將進一步促進金融宏觀調控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

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漸落實處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完善金融調控機制，需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評估體系和處置機制。

宏觀審慎管理，是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的必然要求。央行有關人士對記者介紹，金融體系內在的順周期性特征，是加劇波動、引發危機的重要根源，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對于進一步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提升系統性風險防范能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吸取了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國順應國際趨勢，將宏觀審慎監管納入工作重點。

目前，宏觀審慎管理工作已經逐步開展，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四大監管工具均是“宏觀審慎政策”在中國的具體化和細化。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日前表示，有“中國版巴塞爾Ⅲ”之稱的四大監管工具得到國務院支持，進展非常順利，銀監會正在籌劃出臺具體的指引，準備在“十二五”期間，在全世界范圍內較早完成新的風險管理框架。

央行已于去年年末提出了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這一政策很好地將貨幣信貸和流動性管理的總量調節與強化宏觀審慎管理結合起來，有利于提高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流動性管理，促進信貸平穩適度增長，提升金融機構風險防范能力。此外，記者獲悉，央行和外匯局正在研究將資本流入的管理納入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

下一步，這一框架將逐步構建、成型。業內人士此前告訴記者，初步勾畫的框架為，一是盡快建立逆周期的動態準備（資本緩沖）制度，在貸款增長過快時提取動態準備（增加資本緩沖）加強風險防范，在貸款增長過慢時減少動態準備，以此起到平滑貸款投放和經濟波動的目的。二是完善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行業的監管制度。研究系統重要性機構額外監管要求和監管指標測算方法，加強杠桿率監管，強化對具有系統重要性影響行業和經濟領域的宏觀審慎管理。

匯率制度將更趨靈活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同時提出，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央行副行長胡曉煉曾指出，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從我國整體利益最大化出發，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實現維持通脹水平的長期穩定、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等長遠利益要遠遠超過部分行業調整、淘汰落后產能等短期成本。

從我國當前的現實來看，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例如，在通貨膨脹壓力高企的時候，本幣適度升值一點，進口的東西就相對便宜一些。特別是對于我們這種資源比較缺乏的國家，需要大量進口初級商品，匯率調整更有助于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

吳曉靈近日也指出，治理中國的通貨膨脹不是一副藥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肯定是其中的選項之一，這也是我國改革以來匯率政策的一貫取向。她認為，下一步人民幣匯率會加大彈性，形成雙邊波動態勢，這才有利于市場降低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

此外，匯率的靈活性還有助于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從2005年以來的實踐來看，遵循“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使得企業、商業銀行等微觀主體主動適應匯率浮動的意識增強，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和能力提高。

來源: 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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