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沖擊波”

　　作為調控的常態工具，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已經走到政策前臺。

　　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原本只是針對全國性銀行實施的一種政策調控手段，現如今，業已成為地方性金融機構頭上的一根‘緊箍咒’。

　　“被差別”對象擴容

　　2月22日晚間，新華社報道稱，央行相關人士透露，2011年以來，央行已開始在貨幣信貸調控中運用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工具，已對40多家資本充足率較低、信貸增長過快、順周期風險隱患增大的地方金融機構實施了差別準備金要求。

　　不過對于這40多家地方金融機構的構成，上述人士并未透露。不過，據新金融記者了解，城商行、農信社紛紛位列其中。

　　而此后路透社也報道稱，差別準備金率新政策已由此前的全國性金融機構擴展到地方法人銀行，其中有超過20家農村信用社被列入。

　　對于決定是否被實施差別準備金率所依據的標準，一城商行人士對新金融記者表示，信貸增速和信貸規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參考，“按月控制信貸規模，如果超過監管層目標的話肯定要被差別的”。

　　“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實施主要關注的指標還是銀行信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如是指出。

　　不過，與此同時，他也認為，由于社會融資總量中銀行信貸的相對重要性波動較大，而央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調控的基礎是社會融資總量即社會流動性的總體充裕情況，從這個角度看，僅僅關注銀行信貸是不夠的。

　　對于“被差別”的幅度，上述城商行人士則表示，因為有相應的計算公式，同時各行情況不大相同，幅度上不大好說。

　　“擱置”傳聞由來

　　據此前媒體報道，央行曾于2010年12月下發了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公式的指引，以期通過公式化的方式來增強政策的可預期性。據了解，在該指引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杠桿率、撥備率、審計結論、信用評級、內控水平以及信貸政策的執行情況等都將作為參數，同時也將系統性重要機構的資本等因素納入其中，之后由各家銀行根據這一公式進行內部測算。

　　報道披露，原計劃該指引將在2011年前三季度試行，四季度正式開始實施，而新規暫時也僅適用于全國性商業銀行。

　　不過關于這個計算公式以及具體的參數，央行一直并未對外公布，而由此也引發了2月22日媒體有關“動態差別準備金率公式被擱置”的報道。文章指出，央行去年底醞釀中的動態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公式，因過于復雜、變量太多、不好操作等原因，已暫被國務院擱置。

　　不過，隨后央行快速對此予以否認，而隨之也有了22日新華社援引央行相關人士的報道，央行或許正是以此表明其已經將動態差額準備金機制作為調控貨幣政策的工具，而且將實施范圍擴大到城商行、農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

　　新監管工具的建立

　　就差別準備金制度來講，其在我國的實施并非始自今日。

　　自2004年以來，我國就開始運用差別準備金進行調節由于財務重組進度不一引起的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差異和調節個別金融機構信貸擴張速度過快。

　　之后，由于面臨全球流動性風險、國內通脹預期上升等新情況，2010年央行基于政策靈活性和針對性要求，注重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動態微調，除采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窗口指導等政策工具外，還特別使用差別準備金率的手段進行調控。

　　所謂差別準備金率制度，是指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與其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狀況等指標掛鉤。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可以制約資本充足率不足且資產質量不高的金融機構的貸款擴張。

　　據了解，我國自人民銀行1984年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時，便建立了存款準備金制度。近年來，對資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機構，央行對其存款準備金率曾多次差別調整。

　　而就在去年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招商銀行以及民生銀行被央行實施上調0.5%存款準備金率。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新金融記者表示，由于此前考慮到全國性銀行是房貸主力，因此差別準備金實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全國性銀行身上，不過后來情況有所變化，特別是當信貸總量被調控住而放緩之后，其他中小銀行的放貸速度和占比卻迅速上升，這樣使得調控對象發生變化。

　　公開資料顯示， 5家國有銀行和12家股份制銀行成為1月信貸壓縮主力，17家全國性商業銀行當月新增人民幣貸款5390億元，占全國整體新增貸款比重由去年同期的58%降至48.6%。相比而言，包括城商行、農商行、信用社在內的地方性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銀行1月信貸投放量與去年相比并無明顯變化。

　　“包括五大行在內的上市銀行很多時候信貸占比不足五成，這一方面會抵消此前那種差別存款準備金調控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也對這些城商行自己帶來挑戰，埋下風險隱患，而在這種狂飆突進當中，風險控制能否跟上令人擔憂。”魯政委如是感嘆。

　　魯政委也曾指出，在大中型銀行急于清理地方融資平臺的背景下，城商行受當地政府的影響更大，信貸投放大量增加似乎變得順理成章，但貸款增長的背后，風險不能不關注。去年以來銀行信貸大擴張，不少中小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已觸碰監管紅線。

　　與此同時，新金融記者也注意到，有專家表示，中小商業銀行由于自身資本充足率相對不足及資產質量相對較弱的原因，經營受此措施影響較大，或將出現無款可貸、無業可做的經營困局。

　　準備金和貸款“硬碰硬”

　　“今年銀行信貸已經到了不得不進行調整的地步了。”魯政委對新金融記者強調說。

　　而國海證券認為，在當前流動性管理壓力較大的背

　　景下，央行將繼續使用嚴厲的貨幣工具組合，而差別準備金率將成為常態工具進行動態調整。

　　就目前來看，地方金融機構成為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動態調整的首批對象，也顯示央行對地方金融機構信貸節奏控制的決心。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對新金融記者表示，不斷上調的準備金率會弱化銀行的放貸能力，而對小銀行來說，由于其資金來源以及籌集資金的能力也比較有限，這種壓力會更大一些。

　　魯政委表示，此前應對準備金上調，銀行慣用的一個策略就是首先將超額準備金率調下來，然后是減少票據持有，再次就是賣債，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緩解其流動性壓力。

　　不過這樣的方式即將面臨來自現實的挑戰。

　　在魯政委看來，目前大多數銀行存貸比已經達到67%左右，如果再加上20%的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已經達到19.5%），這意味著87%的錢就已經沒有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如果進一步收緊無疑迫切需要銀行進行資產負債結構調整。

　　“債券的緩沖額已經被銀行大規模壓縮了，而未來也快到準備金和貸款‘硬碰硬’的階段了，到那個時候，如果貸款不讓路就會有問題。”魯政委強調指出。

　　“再融資”風潮又起?

　　分析人士指出，差別準備金率的實施客觀上會給“被差別”的銀行金融機構帶來影響，部分銀行存款準備金比例提高，將迫使銀行業轉型，轉變主要依靠“吃利差”的經營模式。

　　魯政委指出，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業務模式不轉變也同時會使銀行再祭“再融資”大旗。

　　實際上除了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影響，新金融記者也注意到，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的新四大監管工具已獲國務院批準將不日亮相，在今年監管層會動用各項資本監管工具的預期下，資本補充的壓力或將逐步顯現。

　　從近段時間的情況來看，包括交通銀行、光大銀行等在內的多家銀行以不同的方式啟動再融資計劃。

　　業內人士指出，在監管要求可能繼續提高、去杠桿化削弱銀行內源資本補充能力和銀行傳統經營模式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壓力和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原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此前曾表示，“十二五”時期我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因貸款擴張再度大幅下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資本出現短缺，商業銀行發展的可持續性將面臨困難。

　　在他看來，資本補充只能滿足銀行發展一時之需，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的資本短缺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商業銀行要真正建立起資本的理性約束機制。

　　從近兩年商業銀行實際情況來看，盡管都在提但效果并不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將轉型緩慢歸因于銀行本身。

　　不過，魯政委則認為，盡管商業銀行意識到轉型的重要性，但是受制于多方面監管的制約。比如，作為國外銀行的三大業務投行、資產管理、交易對國內銀行來說受到諸多限制。

　　在他看來，銀行要成功轉型需銀行和監管層共同努力，從改善大環境融資結構和實施綜合經營兩方面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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