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率”穩健貨幣政策下的靈活工具組合

　　在通脹壓力持續顯現的背景下，從2011年2月24日起，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再度上調0.5個百分點。而從去年開始，央行已連續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3次加息。同時，自去年6月，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央行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

　　“三率”調整成為當前公眾關注度越來越高的“熱詞”。今年，物價上行壓力不減，流動性收縮大幕已經拉開，“三率”也將成為今年“兩會”以及全年經濟運行中的關鍵“熱詞”。

　　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

　　“三率”齊動基于今年貨幣政策回歸穩健的宏觀調控背景。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已基本消除，經濟穩定增長的態勢已經確立，這使我國已有足夠的余地騰出手來處理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在通脹壓力成為經濟運行中最大威脅的大背景下，貨幣條件正逐漸從反危機狀態向常態水平回歸，“三率”調整體現出決策層基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及時調整貨幣政策的前瞻性。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我國GDP增長10.3%。固定資產投資在經歷一段高速增長后目前已穩定在較合理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國家出臺的各項拉動內需的舉措，支撐了居民消費的較快增長，消費開始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我國進出口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復，對于經濟再次探底的擔憂已基本消除。

　　但去年以來國內通脹苗頭持續顯現，物價尤其是農產品價格上漲迅速，通脹預期已經延續到今年。在旱情的影響下，以糧食為代表的農產品價格上漲預期較大。

　　從調控工具的選擇來看，貨幣政策在短期內能對貨幣總量水平進行調節，在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上具有手段靈活、短期有效的特點。另外，當前經濟增長以及許多在建項目仍然有后續資金需求，穩健貨幣政策能夠保持較為合理的貨幣環境，防止出現半拉子工程。適時啟動貨幣政策向常態回歸，政策基調由適度寬松轉為穩健，即適當收緊了流動性規模，又避免急剎車，在不損害經濟增長勢頭的同時能有效抑制通脹，體現出決策者的管理智慧和調控藝術。

　　與此同時，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總體積極。央行去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從2010年6月19日至2010年年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3%，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顯著增強，直接支持擴大進口，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貿易順差，促進了國際收支平衡。

　　貨幣政策搭配日趨靈活從去年來看，管理層主要通過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數量型工具來收緊信貸規模和流動性，并通過多次小幅調整的方式，引導銀行機構合理把握信貸投放總量、節奏和結構，在抑制通脹壓力中效果較好，全年的物價水平處于可控范圍之內。

　　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73.56萬億元，同比增長17.2%，比上年末和上年同期分別低2.5和8.9個百分點。1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1.04萬億元，盡管仍處于高位，但遠低于此前的市場預期，信貸增速的回落顯示出決策層運用存款準備金率調節銀行放貸節奏的效果明顯。

　　在當前通脹預期仍然高企的情況下，央行提出，在宏觀調控中要更加注重貨幣總量的預期引導作用，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去年底以來，全國部分地區持續的干旱使得農產品漲價預期強烈，但還未轉化為實際的漲價行為，而調控工具中價格型工具的效果更為有效和直接，能阻斷通脹預期向現實通脹的傳導渠道。因此，央行從去年10月以來3次加息，釋放的政策層面信號更為明顯。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的搭配交替使用，也反映出宏觀調控政策選擇日趨靈活，決策層對政策工具組合和調控節奏的把握更為嫻熟和具有針對性。

　　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我國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面臨較大的輸入型通脹壓力。日本央行日前宣布，維持去年10月起開始實施的零利率政策。而美國在去年底就重啟了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日等發達經濟體貨幣條件過度寬松，將給全球市場帶來大量的流動性，但這些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較為緩慢，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勢頭卻相對強勁。有不少業界專家擔憂，發達經濟體釋放的大量流動性將使全球流動性泛濫，很大一部分可能會流入新興經濟體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市場。

　　我國也面臨全球流動性過剩沖擊的風險，需要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工具，把好流動性這個總閘門。業界專家指出，這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適度升值降低了消費品和初級產品的進口價格，有利于控制通脹，要充分發揮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匯率三者配合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業內人士認為，當前國內流動性依然充裕，房地產市場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也面臨很大壓力。以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為標志，貨幣政策回歸穩健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的必然要求。

　　盡管從去年4月開始，樓市調控措施一波又一波出臺，但是房價始終維持在高位。這與國內流動性充裕有很大關系，在投資渠道狹窄的現實情況下，社會資金包括部分信貸資金仍會選擇房地產作為保值增值手段。因此，貨幣政策回歸穩健后，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能夠有效控制銀行的信貸規模，相應地開發商融資會受到一定程度收縮，加息則會直接增加信貸資金的使用成本，擠出部分資產價格泡沫，降低房價維持高位的動能。

　　不僅如此，我國目前也面臨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的壓力。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較大，上馬了很多重工業項目，能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又有抬頭的趨勢。對此，政府從去年第二季度就開始對“兩高一資”行業進行了重點整治。

　　從今年的宏觀調控形勢來看，依然需要使用信貸政策配合貨幣政策的方式，運用銀行信貸的杠桿作用來調整行業結構，“有保有壓”要求信貸規模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收縮，以降低資金進入“兩高”和產能過剩行業的動力。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是整個“十二五”時期的關鍵詞，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必然伴隨節能環保、生物信息、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興起以及中小企業的技改升級。這些產業或者剛踏上起步之路，或者仍處于“襁褓”之中，需要在產業政策、財政政策上給予支持和呵護，同樣也需要有良好的貨幣信貸環境，為其提供融資支持。而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也將促使企業加大研發和創新力度，增加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增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來源：金融時報　李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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