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談“十二五”開好局需關注的重大問題

　　中國經濟50人論壇19日舉行2011年年會，眾多國內知名經濟學家為如何讓“十二五”開好局起好步獻言獻策。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分別進行了主題演講。十多位與會專家踴躍發言。會議圍繞“十二五”開局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開局之年要處理好三方面問題

　　吳敬璉說，今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要開好局的難度是比較大的。“十二五”規劃我覺得最值得看的是兩個，一個是主線非常正確，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另外一個是要以更大的決心全面推進改革。然而，中國在“九五”時期就已經提出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然而這么多年過去了，進展并不大。結果到現在，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臨界點附近。

　　吳敬璉說，需要做好三件事來保證開局之年能有一個比較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這里講的比較寬松的環境，不是說貨幣的寬松，而是資源的寬松。“十二五”時期不要因為追求大規模的投資或者過于追求G D P增長速度使得資源和環境太緊張。

　　首先是宏觀經濟政策要保證一致性“比如貨幣政策，現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決策中心或者指揮中心來保證政策穩定，因為看起來措施挺亂的。”吳敬璉說，現在政府打擊投資購房，于是民眾手中的貨幣就必然流向消費領域，導致物價上漲。可是政府又同時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脹預期。類似這樣的事情，還需要各種政策互相協調。

　　第二件事，“十二五”的投資計劃需要調整。“十二五”各地方各行業的投資計劃都比較大，比如說鐵路建設計劃投資3.5萬億元。戰略性新興產業計劃的投資規模也非常大，包括L E D、電動汽車、太陽能產品等等。這種投資計劃需要重新做審核，否則會影響整個“十二五”時期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第三件事，“十二五”期間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動力來自體制改革。他認為，目前的“十二五”規劃大多都是討論具體問題，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其實是明確通過改革要建立什么樣的經濟模式，這需要政府有“頂層設計”。

　　吳敬璉說，目前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應該是一個強力政府控制的經濟模式，市場經濟也是在政府駕馭下的。那么，要想在“十二五”期間讓改革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現在政府就得加緊著手規劃或者是設計。有了“頂層設計”才能規劃具體項目，設計強有力的措施推進改革。當前社會利益已經固化，如果沒有整體設計就轉型，可能會有消極后果。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中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威脅

　　劉偉說，宏觀調控和宏觀政策選擇以及完善宏觀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問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一定意義上帶有滯脹的威脅。所以短期看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防止資產價格的過高。

　　劉偉表示，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看到兩方面的特殊性：一個是和國際社會相比，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在貨幣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很大而供給不足，換言之就是流動性不足或者銀根緊張。因為在歐美國家，危機首先是金融問題，這個問題要解決，往往要求貨幣當局放松銀根。然而中國與它們有很大差別，中國貨幣市場失衡不是貨幣供給不足，而是貨幣供給過大，需求相對供給來說長期不足。

　　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是中國的市場投資或者是私人投資內動力不足。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歐美國家表現為金融鏈條斷裂，金融和非金融企業缺錢，對貨幣有強力的需求。但是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有輸入性，它首先影響實體經濟。出口企業沒有訂單，于是就不需要貨幣。同時，中國的銀行體系由于存在一道防火墻，所以資金鏈非常穩定，資金充裕，貨幣供給充足。在這種情況下，等于是中國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相對充裕。

　　之所以發生這個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差，大企業沒有新產品，無法向新投資領域發展，有錢不敢投，投了就是重復建設;小企業制度創新差，不能公平使用融資市場，有需要也拿不到錢。最終就是中國大小企業對貨幣的有效需求都不足，于是就出現了流動性過剩問題。

　　其次，中國的貨幣往往和財政綁在一起，信貸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財政政策來實施。如財政擔保的貼息貸款，土地財政等等，這樣就使得中國的信貸發放量進一步增大。

　　另外，中國還面臨外匯占款問題，去年的外匯占款已經超過基礎貨幣總量。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另一個特殊性是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失衡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情況不同，一定意義上帶有滯脹的威脅。

　　要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長期看當然要靠創新，培育中國經濟對貨幣的真實有效需求，而不是簡單地實施刺激政策增大貨幣的供給。在短期就貨幣政策講，首要目標是防止資產價格過高。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主要是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要實現這個目標，建議多用數量工具，這比運用價格工具更有效。數量工具包括存款準備金率，央行票據貼現等，但是不太主張過多地去控制信貸規模。

　　另外，擴大內需很重要。這次檢討美國金融危機，根本原因是過多地強調了貨幣政策刺激產生的需求效應，而且忽略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宏觀政策對供給的改善。中國度過前段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后，“十二五”期間宏觀政策應該在強調短期總量均衡外，多關注供給方面的調整，強調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益。

　　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未富先老”可能喪失勞動力比較優勢

　　蔡昉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可能的特點是“未富先老”。也就是說經濟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人口的老齡化已經到來。而且由于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是某一項政策造成的，無法用政策來調控。如果生產力沒有顯著提升，未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他指出，中國除了經濟水平在趕超富裕國家，人口老齡化程度也在趕超發達國家水平：“2000年中國的人均G D 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現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人口老齡化65歲以上老人比重程度也在趕超，2000年的時候我們的老齡化比例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樣，但是去年世界平均水平是7.5%，我們的老齡化比例是8.3%，也就是說我們顯著趕超了。”

　　蔡昉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勞動力供給新增量為零。設定16歲至64歲為勞動年齡，他分析稱，整個“十二五”，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轉移數量，不足以補償城市需求。“先老”的結果是，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加速上漲。無論是一般行業的普通勞動者包括農民工，還是農業雇工，其工資均加速上漲。

　　另外，中國長期以來缺技術熟練工人，但是今天的情況是由于勞動力供應不足，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在快速增長，出現了比較顯著的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趨同的現象。也就是說，農民工這個群體教育回報率在下降，于是對農民子弟來說，出現了一種受教育的負激勵。

　　蔡昉說“先老”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相對稀缺，意味著中國喪失了原來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同時“未富”意味著中國不會在短時間內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勢。因此中國在“十二五”期間可能出現比較優勢真空。

　　蔡昉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策調控就可以改變這一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沒有生產力提升的顯著支撐，未來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不過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延長人口紅利。

　　首先，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他認為，內需和目前生產結構以及資源稟賦相適應，不至于使產業結構調整過于劇烈，可以避免比較優勢真空狀態出現。

　　其次，實現產業轉移。盡管沿海勞動力成本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區勞動力仍然低廉，實現產業轉移可以延長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蔡昉分析稱，中國目前的生產率提高，更多是資源重新配置，而不是微觀的基礎效益。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中國進入新的30年經濟轉型階段

　　王一鳴表示“十二五”的特殊性表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進入新的30年經濟轉型階段。要正確認識這一階段的經濟變動。

　　他說，從短期調控來看“十二五”時期政府宏觀調控面臨兩難，一方面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潛在增長水平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還是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話，就會使通脹壓力增大，結構調整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從中長期來看，“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會發生一系列變化，一個是勞動力供需形式變化，勞動力工資水平迅速提高。其次，由于年齡結構的變化，“十二五”的儲蓄率可能也會發生調整，進而導致投資率調整。今后維系經濟較高的增長就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這取決于技術創新。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讓農民工市民化以緩解“民工荒”

　　樊綱稱，從官方統計看，中國按理說不會出現“民工荒”，但是卻出現了。這一悖論反應了中國的一個特殊國情———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率。

　　城市化的核心是農民的入城化過程。轉移出的農民工過早地退出城市，這是民工荒悖論后面的重要問題。按非農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比重來算，我國的工業化率是70%;按照居住人口來算，城市化率才有48%。

　　樊綱說，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能夠部分緩解“民工荒”問題。怎么做才能讓農民在城市待下來，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在我國沒有出現高能力、高質量生產要素稟賦的情況下，能比較長時間保持勞動力優勢這一低能力稟賦，以此來維持一個長期的競爭優勢，這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非常重要。”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魏杰：“十二五”調結構應從調整財政收支入手

　　魏杰表示，我國經濟結構失衡主要是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之間的失衡引起的，“十二五”期間要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應重點調整國家財政收支結構。

　　魏杰認為“十二五”期間勞動力成本上升較快，推動企業成本上升，企業利潤調整不會太大，它對結構調整的貢獻不會太大。重點還是要調整國家財政。第一是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要下降，目前中國的稅率過高。第二是改善財政支出結構，目前我國財政在醫療、教育、保障上支出不足。

　　在魏杰看來“十二五”經濟結構調整，涉及三個層次，一個是出口、投資、消費結構，出口和投資占的比例偏高，導致結構失衡。第二個是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失衡，這個表現為居民收入過低。第三個是產業結構失衡。

　　高盛香港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哈繼銘：經濟增速將明顯下臺階

　　哈繼銘說，中國在“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的常態，和過去5-20年相比將明顯下一個臺階，速度不可能保持10%左右。道理很簡單，主要是受制于資源約束，包括勞動力供給不像過去這么充裕。如果勞動力的市場報酬明顯提高，那么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明顯下降。

　　美國也是這樣。其實美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已經到來，是在2007年、2008年的時候。未來幾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能保持在3%以上就已經是很快了。

　　哈繼銘表示，如果認識到中國經濟的這種變化，中國經濟未來就應該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速度。

　　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政府應該讓利于民

　　張曙光表示，“十二五”期間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政府就應該讓利于民。能否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不是技術選擇、投資選擇的問題，而是體制和利益的問題。

　　張曙光稱，不解決政府與民爭利的問題“十二五”經濟結構轉型很難成功。1994年之前，政府的收入在下降，國有企業在退出，民營企業在發展，是一個政府讓利于民的局面。但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政府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老百姓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張曙光說，中央有錢，地方要辦事卻沒有錢，這是個體制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各個地方都要大干快上，經濟轉型也很難實現。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新情況下也要保護市場機制

　　王建說，國際金融危機到來之后，為了反危機，中國經濟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為了保增長出現了國有資產在各領域加速進入，為了結構調整又事實上導致民營經濟被全面擠出。這都是與市場機制相違背的。“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進入經濟增長嚴重受到資源約束的時代，瓶頸越來越多不能成為市場機制退出的理由。要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要采取措施，是不是要研究在新的短缺情況下怎么保護市場機制，怎么樣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

　　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規范政府間競爭發展模式

　　鄭京平說“十二五”要開好局起好步，就要深化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及市場體制和機制。關鍵要規范市場競爭秩序，特別是對市場主體在競爭過程中產生的負外部性進行必要的約束。

　　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規范政府間競爭發展模式。縣級政府發展模式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奇跡的主要原因，這個發展模式內涵是以縣政府為主導，以一個縣地域為邊界，縣和縣進行競爭。這種模式的積極意義是推動了社會經濟迅猛向前發展，釋放了巨大活力，體現出了強大的推動力。但是它的不足使得市場競爭中的負外部性約束的主體缺位弱化，政府本來應該是做裁判員，現在變成運動員或者準運動員，只考慮運動成績，忽視運動成績創造成本和對社會帶來的危害。

　　怎么樣規范?一是進一步強化政府作為公共事物管理者的意識和作用，把對于縣級政府考核目標更多強調在這方面。第二要加強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在這方面的約束。強化輿論監督，同時進一步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提防出現債務危機

　　曹遠征說，未來5年中國經濟發展可能遇到的最大擔心是投資下來了而消費卻沒有上去。中國最近的這一輪投資是在2年前發生的，從經濟周期來看，要到明年才能結束。這一輪投資讓中國經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同時，未來1、2年看不到消費增長的持續動力。

　　這就可能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產能過剩，第二是債務投資。由于這一輪是政府投資，地方政府積極參與，所以地方融資平臺模式高度負債，要小心債務危機的出現。尤其是現在，地方融資平臺負債問題與股市、資本市場和銀行聯在一起，如果債務危機出現，可能導致一系列后果。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不解決體制問題很難轉變發展方式

　　王小魯說，“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方式轉變非常有必要，但是怎么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并沒有說的太清楚。發展方式轉變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體制問題，不解決體制上的問題很難實現發展方式轉變。

　　中國現在發展方式的問題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儲蓄過度，由此帶來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未來中國想再靠出口增長率拉動經濟增長恐怕不現實，投資增長是不是仍然可以起到主導經濟的作用也是個問題。當前中國這樣一種發展方式已經很難維持下去，接下來需要做的是在體制層面解決這些問題，包括財稅體制和收入分配制度。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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