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信貸調控目標明確:社會融資替代貨幣信貸

2010年12月及全年經濟運行數據公布之際，又見貨幣政策工具突然祭出。2011年1月20日起，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上調0.5個百分點。這是今年貨幣政策進一步向緊縮轉變的“發令槍”。

“發令槍”之后，中國銀監會2011年工作會議、溫家寶總理主持的2011年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接連召開。

這兩次重要會議仍未提及“全年信貸規模”，但今年信貸調控目標已相對明確。

溫家寶總理強調，“一季度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和節奏，防止年初信貸的非正常投放。”這樣的表述中，信貸依然是嚴控對象，但“社會融資”取代了既往常用的“貨幣信貸”。而銀監會的年度工作會議則點名地方融資平臺、銀信合作、信貸資產轉讓等社會融資形式。

兩次會議的新聞通稿均提及“宏觀審慎”原則。而“早在央行召集各商業銀行政策吹風時，就提出了以社會融資總量、銀行信貸這兩項比值為核心的宏觀審慎架構，這兩次會議是從銀監會和中央政府的層面做了確認。”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綜合處某處長1月19日向本報記者分析道。

動態調整差別存款準備金率

宏觀審慎并不是一個新概念，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其作為一項貨幣政策調控原則被國內各界反復引用。“但在信貸狂飆的前提下，宏觀審慎無從談起。去年年底信貸開始剎車以后，想想今年的信貸以及貨幣政策取向，這個原則無疑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表示。

對此最重視的應是央行。央行直到今年1月接近尾聲，仍未設定全年人民幣貸款規模，正令各界猜測之時又提出了“社會融資規模”概念，并最終獲得中央政府認可。這讓人突然發現，央行嚴控信貸以來，社會融資并未停歇，證券、信托為主、其他直接融資渠道為輔，很是火爆。

以債務融資工具為例，根據多方測算，2010年中國非金融企業通過超級短期融資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企業債、公司債、可轉債、集合票據等債務工具，累計融資超1.5萬億元。而2010年前11個月，內地股市增發等再融資共計3313億元。

“銀行理財產品也異常洶涌，市場上的相關產品保守估計也超過了8000只，募資規模應該在7萬億元左右，與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總量相當，潛藏風險較大。”巴曙松認為，這些表外融資的增長速度，更能反映整個宏觀經濟的“熱度”。

因此，央行提出，以社會融資總量與銀行信貸這兩項比值偏離其長期趨勢值的程度，來反映整個宏觀經濟熱度的狀況，以增強政策工具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這個動態調整的過程中，調整重點是具體的金融機構對整體偏離度的影響。對于系統重要性較高的金融機構要給予較高的宏觀審慎要求。”前述央行人士告訴本報記者。

這一原則下的工具包并不完備，仍在漸進式完善中，但肯定會包括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根據央行公布的計算公式，銀行上繳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等于按照宏觀穩健審慎要求測算的資本充足率與實際資本充足率之差，再乘以該行的穩健性調整參數。

而且，這一工具不但是動態調整，還將按月測算，使用頻度以及力度可以想見。“這使得信貸調控更具預前化和內部化。”中國銀監會政策法規部綜合處姚勇處長向本報記者分析道，這個工具將對銀行貸款業務結構產生影響。“放同樣數量的貸款，因結構不同，貸款占用的資本是不同的，風險權重大的資產占用的資本多，于是，銀行必須精打細算地調整業務結構，不然就會被差別上繳存款準備金。”

央行警告，凡是被要求上繳差別準備金的金融機構，應及時調整自身的信貸投放。否則，央行就“可能會在存款準備金的利息上采取相應的差別政策。”中國建設銀行投資銀行部副總監王抒雅向本報記者透露。

統一存款準備金率或將出盡

央行在相關吹風會上還表示，窗口指導、定向央票、信貸規模控制等工具的使用將更為頻繁。對此，市場人士普遍不看好。比如，不少債券分析師就認為，目前央票發行已經很不順利。

“銀監會2010年開始被賦予了信貸投放的調控職能，這是中央政府對其在逆周期資本監管和微觀風險監管方面指標及手段的一種肯定。于是，騰出手的央行和屢屢得手的銀監會，都開始創新調控工具。但這些調控工具并不是充分的市場化工具，其行政化導向常常強于市場化導向，令市場思穩情緒牢固，對貨幣政策大轉向有恐懼。”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

工具之憂并不是市場單方面的意志，也是央行內部的重大爭論之一，爭論焦點之一就是統一存款準備金率。

1月20日的調整實施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9%的歷史新高——此前最高是2008年的17.5%，中小型金融機構也達到了15.5%的高位。

這已是2010年1月以來央行第七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無限逼近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極限——央行內部較為認可的學術理論上限是23%。

這種情勢下，“由于對存款準備金不支付或支付很低的利息，存款準備金就相當于央行對金融機構征收的一種‘稅’，存款準備金率相當于稅率，稅負由金融機構、存款者和借款者共同承擔。”前述央行貨幣政策司人士表示，統一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會直接增加金融機構的運營壓力，進而鼓勵其表外業務的過度擴張，“現在理財產品、委托貸款和信用卡業務的火爆正能說明這一點，從而弱化了貨幣控制的效果。”

姚勇則認為，統一存款準備金率走高，可能導致存款者和借款者游離于金融機構之外，信貸資金配置會被扭曲，從而間接增加金融機構的運營壓力，且無法最大化回收流動性，實現貨幣控制的效果。

許多歐美國家已經取消或淡化將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而中國，“目前統一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接近出盡，可能會通過提高準備金存款利率、增大利差或者提高貸款利率來實現效果平衡”。前述央行人士的此番分析，與不少市場機構預測的統一存款準備金率今年還將有1～2次上調頗為不同。

“這就要求監管當局的風險控制思路，朝著更為精細化的方向調整。他們需要關注銀行的資產分類和遷徙情況，對遷徙率等指標進行監控。”王抒雅認為，沒有精細化管理，銀行體系內將可能出現結構性流動性緊缺的潛在問題。

更為緊要的可能是，監管當局最為關注的風險點——融資平臺貸款和房地產相關貸款，可能產生四處烽火。

屈宏斌認為，2010年12月份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6.4%，環比上漲0.3%，銷售明顯回暖，對通貨膨脹和整體宏觀經濟形勢的壓力在層層加碼，“這已不是目前的差別化房貸政策可以調控到位的，需要整個貨幣和信貸政策的全面審慎”。

來源：中國房地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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