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新一輪宏觀調控需監管政策協同進行

明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如何開好頭至關重要。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將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其政策目標可以概括為“抑通脹、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而要確保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順利實現這一多目標的調控要求，當前需要從三方面加以努力，以有效發揮調控政策的協同作用，形成調控合力。

一、“十二五”期間仍需牢牢抓住實體經濟創新發展這一主線

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穩固的實體經濟對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作用盡顯無疑。德國在歐盟甚至整個西方世界“一枝獨秀”就是最好的例證。未來5年，國際上美歐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將經歷一段艱難的“去杠桿化”過程，經濟復蘇乏力，暫時無暇也無力推進實體經濟再上一個新臺階，這為我國實體經濟加快縮小技術差距提供了重要機遇期。

“十二五”期間，我們應進一步突出實體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集中力量，著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積累并培育技術優勢，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加快推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為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優勢奠定基礎。明年乃至整個“十二五”期間，我們都應致力于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緊緊抓住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發展中的技術含量，不斷夯實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基礎，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經濟不確定性做好準備。

二、充分認識預期對經濟運行的重要影響，切實做好預期引導

從經濟學原理來看，預期對經濟未來走勢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中就有著名的“預期自我實現”理論。預期對通脹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當前我國CPI的上漲要從兩方面來辯證認識：一是由于我國CPI構成與歐美有較大差異，特別是食品類權重較大（我國為34%，美國15%，歐盟19.2%，日本25%），此輪國際上糧食上漲大幅推高了國內CPI；二是通脹本身有著很強的“預期自我實現”因素。一旦通脹現象形成，其生產、流通與消費環節就會產生恐慌心理，非理性預期會加劇這種恐慌，實體經濟中的囤積與搶購、金融領域的期貨暴漲無疑成為通脹最為有利的推手。回顧1988年我國曾經歷的那次“通脹—恐慌—搶購”過程，教訓仍歷歷在目。所以，合理引導并穩定公眾預期，使其對未來經濟及物價走勢產生理性判斷，是增強宏觀調控成效的重要基礎。

三、充分發揮宏觀調控中監管政策的協同作用

傳統宏觀調控主要通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來實現，但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愈加深入，我國經濟發展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要想實現多目標的宏觀調控目的，就不能局限于傳統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簡單搭配，需要進一步拓展宏觀調控政策的內涵及邊界，尤其要發揮好監管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協同作用。

首先，要突破傳統貨幣政策的思維定式，有效發揮信貸政策的調控作用。以當前爭論焦點M2為例，按傳統理解，貨幣政策調控基本等同于對M2的調控。對明年“穩健的貨幣政策”理解，通常也認為就是要控制好明年M2的增量，但控制M2就真能控制住流動性嗎？現實情況并非如此。比如，當前中國M2的統計中并不包含證券賬戶的第三方存管保證金，而2009年底中國A股市場市值已超過24萬億元，第三方存管賬戶里的流動性無論如何都無法忽視。因此，在新形勢下要提高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不能局限于數量型控制，更要加強結構調控，有效發揮信貸政策的引導作用。

其次，要深入挖掘財政政策的供給調控作用，有效發揮財稅政策的杠桿效應。預計今年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將達1.05萬億元，約占GDP的2.8%，低于國際公認的3%警界線。考慮到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寬財政”效應，說明我國公共財政能力整體十分穩健。同期，美國的聯邦赤字為1.3萬億美元，約占GDP的8.9%；日本赤字占GDP的比例約為9.3%；此次危機中表現較好的德國，這一數字也在6%左右。因此，我國完全有能力適當地加大財政杠桿的作用。“十二五”時期需要重新統籌考慮財政政策的范圍邊界，重點通過稅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減稅和增資致力于引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著力點可集中于三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改革完善稅收制度，增加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這是擴大內需的前提條件。二是增加對社保、醫療以及教育等公共領域的投入力度，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教育體系，免除普通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提高整體消費意愿。三是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通過結構化稅收政策、財政貼息等工具，引導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加大對科技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入，加快制造業的技術改造升級，推進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和可持續性。

第三，要重視監管政策在新形勢下的引導作用，有效發揮其宏觀調控中的協同效應。監管政策作為宏觀調控工具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政策范疇，但在經濟金融全球化趨勢下，其重要性和作用范圍卻非常值得探索研究。全球強化宏觀審慎監管的原因就在于此。從屬性來看，監管政策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加微觀，其對產業和行業的針對性更強，其主要功能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確保金融機構健康穩健運行，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危機前后，金融監管部門始終堅持審慎原則，實施逆經濟周期調控，積極發揮監管政策的引導作用，實施動態的資本補充機制，提高資本質量和資本充足率，提高撥備覆蓋率，強化存貸比考核等，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取得良好的協同效應。二是積極配合落實宏觀調控、結構優化的任務。今年初，銀監會在原來制定的重點支持“六大重點行業”、限制“六大產能過剩行業”基礎上，結合實際，明確提出四個需要密切關注的限制性行業，實現了對行業調整的“精確制導”。同時，集中力量穩步推進實施“三個辦法、一個指引”的貸款新規，通過加強對信貸資金流向的監控，確保銀行資金進入到最需要的實體經濟領域，從而為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轉型發揮有效的保駕護航作用。

來源： 金融時報 作者： 閻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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