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機時代的虛擬經濟：結構再平衡將是漫長過程

　　后危機時代，如何進一步認識和發展虛擬經濟，中國的虛擬經濟應何去何從，這些問題正在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日前，在以“后危機時代的虛擬經濟”為主題的第六屆全國虛擬經濟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就這一主題見仁見智，發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見。

　　對虛擬經濟的再認識

　　始于2007年2月的次貸危機引發美國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隨著雷曼兄弟的倒閉，美國金融危機迅速發展成國際金融危機，歐洲諸國的債務危機讓人們進一步認識到虛擬經濟反作用于實體經濟的巨大威力。面對驟然襲來的危機駭浪，我國政府果斷決策，使得中國這艘經濟巨輪安然渡過最驚險的沖擊，并率先走出低谷，實現反彈。

　　反思這場危機，南開大學教授劉峻民認為，隨著經濟的虛擬化，資本化定價方式越來越泛化，整個經濟系統的虛擬性質凸顯。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原因有多方面，如經濟結構問題、監管不力等，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金融深化不當引發的虛擬經濟泡沫化。他提醒說，我國發展虛擬經濟要謹防“泡沫化”傾向，堅決不能脫離實體經濟的基礎。

　　中國航空航天工業集團總經理林左鳴從人類發展和人類需求的本質入手，重新認識經濟學基本概念和虛擬經濟的發展邏輯。他認為，我國經濟要保持健康、快速的發展，依然離不開虛擬經濟。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就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背離、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增長放緩等諸多問題提出新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式。他認為，假若信用繼續大幅度擴張并持續流入虛擬經濟，預期通貨膨脹率亦將持續上升，并將始終在高位運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特別顧問朱民認為，結構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包括全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全球貿易格局失衡和主要經濟體內部經濟結構失衡等，而結構的再平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錢津認為，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已經不能再依靠實體性貨幣進行市場交易了，實體性貨幣必然要向虛擬性貨幣轉化。而相比實體性貨幣，虛擬性貨幣的貶值速度是比較快的，因此，相應的資本保值對于穩定現代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就具有重要意義。

　　匯率機制的艱難博弈

　　后危機時代，匯率作為擺脫危機的貿易保護利器，西方各國頻頻出手，美國眾議院日前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通過干涉中國匯率機制的法案，要求中國使人民幣盡速升值。這一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并違背世貿組織原則精神的做法，讓人們對人民幣的匯率問題更加關注。

　　向松祚認為，匯率問題并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應避免受到人民幣匯率大幅提升論調的影響，堅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從全球經濟結構來看，虛擬經濟的創造中心和實體經濟的創造中心已經背離，現在真實財富的創造中心和研究中心已經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了亞洲，但是貨幣金融中心或者說虛擬經濟中心仍然還在美國，在倫敦，在發達國家，這是一個巨大的現實問題。以前，誰掌控制造中心，誰就掌控金融中心，掌控價格的控制權，現實情況是，現在制造業都慢慢地轉到中國，轉到亞洲，但中國和亞洲沒有價格的控制權，比如說鐵礦石我們沒有定價權，我們的石油、能源需求都影響不了市場。這就使我們陷入一個貧困性增長的怪圈。換句話說，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制造產品，西方為全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這就是今天全球經濟的狀況。

　　目前存在一種觀點，即浮動匯率帶來貨幣政策的浮動性，浮動匯率能幫助我們對企業施加壓力，讓產業升級換代加快；同時，浮動匯率還可以幫助我們遏制通貨膨脹。向松祚認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匯率機制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屬于政治問題，而世界貨幣體系是以美元為基礎貨幣的不公正的貨幣體系。因此，中國在匯率問題上必須堅持立場不能妥協，并推動建立一個公平穩定、包容有序的新的貨幣體系。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貿易順差國，特別是對美國保持著巨額的貿易順差，這使得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提高至世界第一，并引發新的問題———外匯儲備過高的風險問題。對此，林左鳴認為，如果只考慮物質財富，中國確實是對美國有很大的貿易順差，但是如果考慮“全價值”，也就是當我們所持有的大量美元不得不購買美國國債的時候，顯然美國對中國從來沒有逆差過，而且一直都是這樣。

　　重視市場元素建設

　　站在后危機時代的十字路口，我們該何去何從？天津財經大學教授高正平認為，目前，中國金融業存在“一低一高一不足”，即金融業現代化程度低，以銀行信用為主的間接融資比例高，而我們的金融衍生品發育還很不足。所以結合我們國家的現狀，我們國家的金融業還要大力發展。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總裁胡政認為，應該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等手段，基于科學的模型對各類風險進行監控和評判，防范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對不同條件下出現的各種風險有及時的判斷。然而，把場外的模式向集中模式進行轉化，也就是說采用這種集中交易的模式，可以通過一系列的風險控制的手段，來防止系統性風險的傳播和放大。再者，中國金融市場需要衍生產品，我們應該在規范管理的基礎上大力發展中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

　　林左鳴認為，對于產業升級，需要重視品牌價值的建設。以中國民航客機制造項目為例：從技術上說，中國已經具備生產美國波音公司、歐洲空客公司所生產的各類民航客機的能力，但是中國品牌的客機卻很難打開世界市場，這是因為中國的客機沒有品牌，或者說其品牌缺乏品牌價值。因此，應當重視市場元素的建設。

來源：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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