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兩難”調結構 經濟增勢趨向好

前中國經濟“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時刻”。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倒逼機制。著力解決居民收入絕對水平不高、收入差距過大和民間投資門檻過高、機會不足的問題，是中國經濟順利進入新一輪可持續發展周期的重要保證。

舊有增長模式無法持續，市場倒逼結構調整加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大體特征為：通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保障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地方政府考核體系推動投資的快速增長；依賴能源資源的消耗推動低附加值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房改以來房地產行業的繁榮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加速器。

客觀而言，原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并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遷，2010年的經濟態勢更充分表明了原有增長模式無法持續。

1.從國際環境看：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市場需求受到抑制，以往出口高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上半年出口超預期增長主要源于發達國家再庫存化以及國內出口商為了規避出口退稅下調而提前出口。下半年及更遠的未來出口增長的壓力較大。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尤其是歐債危機的影響將繼續顯現，特別是危機后時代世界經濟發展格局面臨深度調整，貿易保護主義泛濫可能成為常態；其次，預計匯改重啟后相當時間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在雙向波動中總體呈小幅升值的趨勢；再次，出口退稅政策優惠已開始全面調整；最后，先行指數預示未來出口減速的可能性較大。PMI中的出口訂單指數往往較出口環比增速（季調后）提前出現拐點，而目前PMI出口訂單指數在3、4月份達到峰值之后，5、6月份開始快速回落。

2.從發展階段看：“劉易斯”拐點漸行漸近使得中國過低的勞動力成本難以維系。

年初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出現“民工荒”，隨后又相繼發生了本田和富士康員工事件。類似事件反映出長久以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正在出現轉變的跡象，提高薪酬待遇已經成為農民工（或低水平勞動力）新的訴求。

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可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逐漸降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我國大量農村勞動力已逐步轉化為城鎮勞動力，而人口增長率的較快下降亦減緩了農村勞動力的供給，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逐漸收縮。

我國目前農村勞動力總量約5億人，其中在外打工的農村勞動力約為2億人；農村留存勞動力約為3億人，其中農業必要勞動力1.8億人，剩余勞動力中40歲以上的難以外出打工的勞動力0.6億人。由此計算，農村剩余勞動力僅有0.6億人，剩余比例僅為12%。

二是農民工結構變化導致其就業理念轉變，新生代農民工勞動訴求提高。現階段的農民工大多生于八九十年代。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務工動機、觀念意識、追求目標、承受能力和信息掌握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

就業理念的轉變導致在同等條件下，農民工勞動供給意愿降低，或者在同等勞動力供給水平下，農民工對工資水平等物質條件的要求有所提高。

三是惠農政策的力度不斷增強和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降低了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意愿。

基于上述原因，長久以來我國勞資之間的博弈格局悄然改變，并帶來兩個結果：一是普通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表現為“民工荒”；二是勞動力市場實際工資水平上升,各級政府也陸續主動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

3.從債務風險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負擔較重，透支未來的投資模式將無法持續。

截至2009年末，全國共有超過8000家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7.38萬億元，同比增長70.4%，從平臺公司貸款債務與地方政府財力對比看，總債務率約為97.8%。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項目中，只有大約30%-40%的貸款項目能夠依靠自身現金流償還債務本息，大部分債務還依賴于土地出讓金以及地方政府財政安排。

雖然根據我們的測算，短期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償債風險可控，但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人口紅利”效應衰退和城鎮化進程的逐步放緩將對中國經濟現有外延式發展模式帶來挑戰。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亦可能呈總體放緩勢頭，近年來土地出讓收入高速增長的趨勢難以維系，所以透支未來的投資模式和過重的債務負擔將無法持續，這也是上半年中央政府開始系統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加以清理和規范的原因所在。

4.從泡沫風險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房地產業可望理性回歸，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已開始經歷陣痛。

2010年4月份，決策層如期多管齊下地出臺了針對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調控政策,之后持續了一段時間的“量縮價滯”局面目前看開始松動：一方面，上半年全國商品房累計成交額同比增長25.4%，較09年全年和今年1季度分別下降57.3和32.2個百分點；但另一方面，5月起房價同比增速回落，6月環比負增長。

5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增速較4月下降0.4個百分點至12.4%，6月進一步降至11.4%。6月房屋銷售價格環比下降0.1%，為09年2月以來首次環比負增長。與此同時，2010年6月，房地產開發投資、住宅開發投資、商品房新開工項目增速單月增速分別較5月回落5.6、8.8、47.1個百分點。

歷史數據表明房地產開發投資與鋼材產量相關性很強，房地產投資的降溫,加之國際和國內需求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以鋼鐵業為代表的相關行業產能過剩已進入陣痛期:鋼材庫存量迅速攀升；鋼材價格呈現逐周下跌態勢，6月末CSPI（China steel price index）鋼材綜合價格指數115.89點，已是連續第九周環比下降，比4月峰值下跌10.1點。

高成本和低鋼價的雙重擠壓下，目前已有部分鋼企開始限產、停產。為最大限度地減小陣痛，加大保障房和廉租房的投資力度以及加快相關企業的“走出去”步伐有望成為下半年重要的政策導向之一。

5.從資源約束看：作為“十一五”規劃節能減排目標的決戰之年，資源環境的內外部壓力增大。

從國際上看，中國在節能減排問題上面臨的國際社會壓力日益增大。中國政府向世界莊嚴承諾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大幅降低，隨后，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該減排承諾量相當于同期全球減排量的約四分之一，推進難度非常大。

從國內來看，“十一五”規劃提出GDP能耗累計下降20%的目標，在前四年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4.38%的基礎上，要完成“十一五”目標，年內仍需完成下降6.5%的任務。2010年一季度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不降反升，下半年節能任務尤其艱巨。

綜上所述，目前中國經濟“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時刻”，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對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形成巨大的壓力和倒逼機制，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在收入分配體制和投融資體制亟待改善，即著力解決居民收入絕對水平不高、收入差距過大和民間投資門檻過高、機會不足的問題，這是中國經濟順利進入新一輪更可持續發展周期的重要保證。

下半年宏觀經濟與政策走向

1.對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測。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判斷，下半年再次出臺投資數量增長上的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較小，而將在繼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同時，重在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調整經濟結構的平衡關系。

一方面，視國外歐債危機等和國內需求等形勢的變化，加強政策的靈活性和針對性，實現“穩增長”；另一方面，穩步加快推進 “調結構”，并通過調結構來促進經濟實現更好的增長。

首先，密切觀察前期多重政策的效果以及國內外形勢變化，防止政策疊加的負面影響,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穩住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

下半年：加息的可能性很小；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也有所降低；公開市場操作將更加靈活以保證銀行體系適度充足的流動性；3季度在對貸款投放節奏的控制上可能有所緩和，但全年的調控目標不變；人民幣匯率彈性將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對美元將呈現小幅、緩慢升值的態勢，但雙向波動的特點會愈發明顯。

其次，排除噪音干擾和各種阻力，堅持“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長期目標，著力通過結構調整激發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第一，繼續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費能力。2010年下半年將研究實施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預計《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臺，工資集體協商和支付保障制度、工資總額管理制度等將逐步推行；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范圍將擴大到23%的縣。同時，新的消費刺激政策可能出臺。

第二，進一步切實降低民間投資門檻，全方位鼓勵民間投資和中小企業發展。預計年內各地對“新36條”的配套實施細則將出臺；健全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開展支持小企業融資的金融產品創新試點，研究制訂促進小企業發展的政府采購政策；修訂出臺《貸款通則》，積極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展。

第三，進一步打破行政分割，大力推動、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尤其是細化、落實以西部大開發、中部以點帶面發展的重要戰略。

第四，推進從深層次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問題。加快形成覆蓋政府所有收支、完整統一、有機銜接的公共預算體系；推進預算公開透明，健全監督機制；研究建立地方政府財政風險防控機制。

第五，房地產調控政策總體不會松動，下半年可望著力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這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內部加大結構調整的重要內涵之一。

第六，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資源稅改革試點擴大至整個西部地區；推行居民用電階梯價格制度，在有條件的地方實行居民用水階梯價格制度。

第七，推動外貿結構升級，鼓勵企業對外投資設廠等“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限制“兩高一資”行業產品出口，加快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重點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大力發展服務貿易。

2.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金融主要指標預測。

考慮到基數效應、主動調控和結構調整等因素，預計GDP增幅還將總體逐季回落，但即便考慮到全球經濟二次探底風險的極端情況，在政策空間的保障下，中國經濟表現為增速大幅回落的“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

短期內房地產投資增速的放緩、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規模投資的繼續逐步退出以及外需放緩和國內節能減排壓力將對投資增速帶來下拉效應，但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設和“新36條”的落實將對投資增速回落形成緩沖，預計投資增速仍將繼續放緩，但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較低。

政府主動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和相關的新消費政策將對消費的平穩較快增長形成支撐；下半年隨著淘汰落后產能政策的延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放緩和出口的逐步回落，工業增加值將穩中有降；跨境資本流入壓力可能進一步減緩和適度的信貸投放使得貨幣供應量增速將較去年有所降低。

3.商業銀行需順勢而為。

首先，認清“結構調整、深化改革”的時務，順勢而為，在防范風險的同時加快轉型，尤其應牢固抓住中國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發展提速、以點帶面推進的歷史性機遇，加大對區域中心和次區域中心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支持力度。

其次，加快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系統摸底和清理，密切關注相關信貸資產和產能過剩陣痛行業的信貸資產質量演化，在逐步加快相關退出的同時，主動適應監管層的調控方向，提前提足撥備。

再次，合理匹配貸款投放節奏，并加快信貸結構調整。進一步適當加大對重點區域和新興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和居民消費的信貸投放，以更好地實現信貸結構的調整與升級。

第四，在流動性管理難度總體加大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宜提前做好資產負債配比管理和擺布，更多地開拓并購、重組等中間業務市場。

第五，適應匯改方向，提升匯率風險管理能力和市場機會把握能力，加大對人民幣兌非美元貨幣的自主定價機制研究和實踐力度。

來源：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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