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下“印度哲學”：小心對待金融創新

　　7月12日,在韓國大田舉辦的IMF亞洲峰會期間,印度前央行行長雷迪博士（Y.V. Reddy）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

　　雷迪在為期5年的任職期間曾經為印度銀行業制定了嚴格的借貸準則,幫助整個印度銀行體系在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中幸免于難。這一次,他將與廣大中國讀者分享印度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監管哲學”。

　第一財經日報:對印度銀行業的審慎監管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紐約時報》曾寫道,“印度有著一位''反格林斯潘’的銀行監管者,他的名字是雷迪博士”,并稱你為“在正確時間做著正確工作的一位正確人選”。回首過去,你如何評價你在印度金融監管體系中發揮的作用？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你在金融監管改革方面的經驗？

　　雷迪:首先讓我來談談“監管哲學”的概念。在“監管哲學”里,一位監管者應該是受到尊敬的。其次,監管者應該有執行監管的權威,并同時擁有監管的決心。而毫無疑問,金融市場卻偏好更多自由。這是監管的基本哲學。

　　在這一框架之下,我首先要探討的是“銀行的角色”。我們對銀行發行金融許可證,銀行為人民提供儲蓄,而人民之所以愿意將錢存進銀行,是因為他們信任銀行。我認為作為監管者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保護儲戶。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存款的地方,也需要一個能夠讓錢流動起來的地方,如果銀行破產,不僅儲戶受損,政府也不得不進行救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的方式是“預防性”的,我們不得不如此,因為問題是無法被提前定義的。哪怕只是剛懷疑有問題,最好的方式還是預先采取行動,而不是坐等問題爆發。

　　其次,在印度有很多貧困人口,我們不得不更加重視保持穩定,無論是價格穩定還是金融穩定。在每一個經濟體中,既要重視增長,也要重視穩定,為什么“穩定”對我們更重要？我的理由是,一方面,在印度有很多人還沒有社會保障,如果他們失業了,就會沒有收入來源。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發生后,傳遞到貧困人口,為他們帶來福利的過程會存在一定“滯后”。因此,價格穩定和金融穩定是立即可得的福祉。那么“監管哲學”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重視穩定。

　　但我想明確一點。人們通常認為我們比較保守,而“保守”通常意味著“按兵不動”。但在印度,事情卻截然相反——我們確實“保守”,但我們采取了很多行動,就和中國一樣。當一些國家監管不力的時候,我們卻加強了金融監管制度。因此我們雖然保守,但卻在不斷行動。其次,人們說我們因此犧牲了增長。但如果考慮儲蓄率和投資率以及生產率條件,印度平均9%的經濟增速是相當高的,這也就不能說我們犧牲了增長。

　　日報:印度的銀行并不像美國銀行那樣高度杠桿化,資本金比率達到12%~13%而非7%~8%。而類似CDO和其他證券化產品的金融衍生品也只占了銀行體系的一小部分。你如何看待這些“創新金融產品”的功能和本質？

　　雷迪:實際上,當這些金融品出現的時候,我正好開始擔任高層職位,因此必須要理解這些產品。如果一些產品我都無法理解,怎么讓民眾去理解？這是最基本的道理。其次,銀行業的風險已經逐漸轉移到這些衍生品。

　　隨著這些產品的發展,我們必須要牢記兩件事:首先是金融創新的最終目的,如果其本身就包含了風險,那么它們傳播風險就理所當然。另外,有些時候創新具有迷惑性,有些時候創新是為了規避監管。而有些時候,創新交易具有乘數效應卻別無他用。因此當然我們要對其進行監管。

　　如果展望未來,我想我們已經從這次危機中看到了金融創新的負面效應,也應該得到相關經驗,從而對我們自己的證券化過程進行某種程度上的監管。

　　讓我來說一個有關衍生品的小故事:有人說,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有一面鏡子,當你在實體經濟中進行交易時,就好像是在照這面鏡子,你能清楚地看到你正在做什么,這就沒有問題。但當出現第二、第三……甚至第十、第一百……數不清的鏡子時,你就分辨不清最開始的交易是什么了。這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乘數效應。

　　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已經走向了極端。沃爾克就提到,唯一有用的金融創新就是ATM的發明。我當然不會說得那么極端,但我們必須要小心翼翼地對待金融創新。

　　日報:目前美國和英國都在力推新的金融監管改革,而美國政府有望很快通過這一全面改革金融體系的法案,你如何看待本次危機后的全球金融監管趨勢？

　　雷迪:我認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存在“去監管化”過度的情況,因此他們確實有必要“再監管”并重新制定監管法則。但英美兩國都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兩難”困境——中國和印度必須密切關注這些國家的經驗:這兩個國家都想要通過發展金融業來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吸引金融服務活動,而要吸引金融服務活動,你就不能有太嚴厲的金融監管,但相對溫和的監管規則又會導致金融部門出現災難。

　　這就是英國和美國為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面臨的困境:他們不斷地“去監管化”,不斷地將監管規則“溫和化”。而現在的問題是,一旦想要“再監管”的時候,就必須把握監管嚴厲的尺度,如果過于嚴厲,金融部門活動就會撤離。

　　目前的金融監管改革存在這樣一種格局:一方面,美國和英國正努力改革他們本國的監管結構并減少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在力推全球范圍內金融監管的統一框架,這樣一來就能減少他們的潛在損失。

　　也就是說,他們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金融監管必須與鼓勵金融部門的首要利益相妥協。但有所加強的金融監管將不可避免地讓他們損失一定的既有優勢。

　　日報:所以為了防止“監管套利”,他們也在向亞洲國家推銷類似的金融監管框架。

　　雷迪:對,這正是我想說的。從一開始的“去監管化”到現在的“再監管化”,他們現在卻告訴每個人:“你們也要不多不少地照做”。

　　但這樣的全球監管框架,即英美國家要求其他國家采取類似的金融監管措施,還存在另一個問題。想象一下,如果五六年前我們擁有統一的全球金融監管框架,那么這一體系也會被倫敦和紐約所“統治”,因為他們就是那時的典范。如果當時的監管規則得到全球認可,而我們國家也應用了一樣的規則,那么在這次危機中整個全球金融體系都會受到影響。因此一定程度的多樣性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相信,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必須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在G20或者其他全球金融峰會上,要提出“不必過度綁定全球金融監管規則,每個國家都應該留有余地”。如果考慮那些大型跨國銀行,那么它們確實有必要受全球一致的監管約束,但還是得保留多樣性。

　　日報:你認為防止下一場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否只是美好幻想？

　　雷迪:讓我來這么說,金融體系存在著一些根本問題,而這些問題還沒有被真正解決。我認為,完全的金融全球化是一項“次優方案”,而我們需要一種權衡。歐美國家需要權衡金融監管的程度,金融服務業較為復雜,交易規則的效果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顯現。目前這些國家正在努力,而我也希望他們的努力可以成功。

　　因此我不預計會很快有另一場危機。但是,我們更不應該指望的是,本次危機已經過去了,目前的這場危機可能會持續更久的時間,而我也預計復蘇到常態的道路會較為坎坷。我所說的“常態”,不會是過去“舊態”,而將會是一個全新的“常態”,而我們沒有人知道這個“新常態”究竟是什么。

作者：嚴婷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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