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先要為百姓減負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受制于外貿出口瓶頸的嚴峻考驗，擴大內需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為了填補外需缺口以保證國民經濟滿足就業與消費增長的基本需求，我們必須從投資與消費兩方面找出路。在我國特有的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下，投資問題比較容易解決。2009年4萬億投資即是明證。但消費的擴大卻不是那么容易見效的。一方面，民眾的消費習性具有歷史性，非朝夕能改；另一方面，消費習性的改變需要以收入增長的制度性保障與建基其上的收入增長的穩定預期為前提。為了擴大內需，從2009年以來， 我們采取了諸多措施：建立與完善社保體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家電下鄉等等。這些措施雖有刺激作用，但整體效果不大。原因在于上述措施要么是錦上添花，要么難以落到實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眾可支配收入低下的現狀與預期。因此，要擴大內需，我們實實在在需要另尋良策。

　　2010年以來，隨著國民經濟恢復性增長的加速，擴大內需似乎又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由于次貸危機的沖擊，200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對經濟增長構成嚴重威脅，以致GDP增速急轉直下，從2008年2季度之前的超過10％直落到2009年1季度的6.10％。其后，由于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GDP增速見底回升。2010年1季度，我國GDP增速高達11.90％。有了這樣的經濟增速，一些人又有點得意忘形了。

　　由于投資大幅增加，經濟在快速回升，但內需的增長卻不像預料中的那樣樂觀、強勁。與過去一樣，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不平衡狀態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扭轉。

　　值得注意的是稅收的高增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稅收也獲得高速增長。但與經濟高速增長相比，稅收增長呈現出一種明顯的特點：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總體上講，稅收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則恰好相反，稅收增長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2009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9514.7億元，同比增長9.8％。這樣的增速還明顯低于前幾年，比2008年的增速回落了9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8年的增速達到18.8％，而2008年之前的幾年增速都在12％以上。

　　早在1983年，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思·馬斯頓采用實證分析方法，選擇21個國家作為樣本，按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分成10組（美國單列），在每組中有一個高稅負國和低稅負國。通過比較分析，馬斯頓揭示了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低稅負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大于高稅負國家。按非加權平均計算，10個低稅負國，GDP年增長率為7.3％；10個高稅負國，GDP年增長率為1.6％，其中有兩個國家是負數。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稅收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的關系為：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下降0.3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負相關，高稅收負擔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的規律；而對低收入國家來說，提高宏觀稅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尤為明顯。

　　奇怪的是，我國的稅收增長沒有拖累經濟增長。當然，從某個角度看，經濟發展了，稅基擴大了，稅入肯定會增加。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濟發展與稅收增加的夾縫中，民眾的收入與消費受到了稅收過快增長的擠壓。而且，在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下，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比一般狀態下要復雜得多。在這樣的條件下，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即使消費不增長，甚至負增長，政府也可以通過加大投資來填補消費留下的缺口而保證經濟增長。

　　一方面是高速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是高于經濟增長的超高速稅收增長。唯獨消費像蝸牛一樣緩慢爬行。這正是我國經濟格局的真實寫照。

　　因此，擴大內需之治本之策在于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結構，降低國有經濟比重，促進經濟領域的國退民進。以此為前提，大規模壓縮財政供養規模，為改善民生創造條件。與此同時，降低企業與居民的稅負。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扭轉畸形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讓老百姓真正富裕起來，讓消費充分地涌流出來。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改變內需長期不振的被動局面。
【作者： 肖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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