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幣匯率:由中國人自己拍板


    時間:2010-04-19





    圍繞著人民幣升值問題,美國從白宮到國會山在最近一段時間對中國展開了非常凌厲的輿論“圍剿”,中國政府則相應表現出了格外的沉著與冷靜。


    美國增壓與升級

    作為中美之間的“老生常談”,美國在過去幾年中曾不斷地對人民幣匯率單方面提出明顯的升值要求,但相比較而言,這一次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態度格外強硬,其國內多家力量聯合采取的“圍剿戰”顯現了升級態勢。奧巴馬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公開指責中國“過分干預匯率”,在日前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他發表貿易政策講話時還明確提出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

    歷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極感興趣的美國國會山近期出現了共和與民主兩黨議員爭相向人民幣“發難”的現象。先是130名國會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要求認定中國為“貨幣操縱國”,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采取的“貨幣保護主義”行為進行深入調查,緊接著就是對人民幣匯率耿耿于懷的國會參議員舒默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升級的《舒默議案》,并啟動立法程序,其試圖短期內“拿下”人民幣的火藥味異常濃重。

    按照舒默的新議案,中國是“匯率根本性失當”的國家,因此應當對中國采取嚴厲的制裁行動。不僅如此,舒默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中國等“匯率根本性失當”的國家舉行有關匯率問題的特別會談,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與中國等國家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尋求解決爭議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溫家寶總理“人民幣幣值并未低估”的結論,舒默日前公開揚言:“我們再也不愿意聽到這類說法了。我們要強迫他調整匯率。”在這里,舒默首次直接使用了“強迫”這個詞來表明國會在壓迫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中國回擊與冷靜

    對于美國向人民幣匯率發起的“圍剿”戰,已經與對方不止一次“過招”的中國政府不僅表現出格外沉著與冷靜,而且也展示出一個經濟大國的強硬。在兩會閉幕的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斬釘截鐵地指出: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中國決不會屈服于外國壓力。”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坦言:“如果美國在匯率問題上一再堅持中國操縱匯率,并且如果伴隨貿易的制裁,中國不會熟視無睹;如果伴隨著法律方面的訴訟,中國也會奉陪。”

    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之所以表現出強者的冷靜態度,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匯率主權論”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進行匯率決策的根本依據。一國的貨幣匯率的變動無疑要考慮國際貿易與收支狀況,但這種分析卻是建立在該國決策者自我判斷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由他國說了算。因此,在過去5年中,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如果美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越是凌駕于人,中國政府的抗擊態度將越強烈。

    其次,“匯率漸進論”業已成為中國政府匯率管理幅度的政策基調。由于中國金融體系風險承接能力和出口企業的風險消化能力都比較脆弱,人民幣升值不可能一次到位,只能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不僅如此,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報告,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通過漸次升值已達到12.3%,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加劇中美貿易的不平衡,而且還減輕了美國貿易逆差的壓力,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要求。

    第三,“兩敗俱傷論”成為中國政府高調迎擊美國升值訴求的充分依據。客觀分析,盡管美國官方不遺余力地兜售只有人民幣升值才能消除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觀點,但白宮也非常清楚人民幣升值特別是按25%~40%這樣的幅度大規模升值之后將給美國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投資中國的美國企業出口成本加大并最終將損失轉移到美國消費者身上。而后者正是美國官方的軟肋,也導致美國國內人民幣升值的訴求僅僅停留在官方層面。

    最后,“歷史反思論”時刻警醒著中國政府。19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對美國產生了龐大的貿易順差,美國聯合德、法、英等國誘使和強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日元隨后出現快速大幅升值,日本經濟隨之陷入長達10年的經濟蕭條。盡管時代、國情有所不同,日益成熟起來的中國政府仍然會以史為鑒。

    持久戰與回合戰

    如同中美之間在許多經濟問題上經常磕磕絆絆一樣,對于人民幣升值這一敏感話題,雙方的爭論不會因為一次較量就可以解決。一定意義上而言,只要人民幣升值達不到美國的要求,或者說人民幣還有升值的空間和利用的價值,美國就不會放棄可以借此大做文章的機會,中國政府應當做好與其打持久戰和回合戰的準備。

    首先,在金融匯率市場上,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以超級大國的身份享受著“壓倒性的力量優勢”所帶來的種種便利。在心理上形成了其對自身力量優勢的強大信賴,這種信賴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美國及時去感知世界力量對比所發生的微妙而重要的變化,當然也時常會用一種和整體國際環境格格不入的方式采取對外行動。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簡單化便是這種特殊心態在現實政策問題中的投影。顯然,只要美國的強勢思維存在或者偶然發酵,人民幣匯率就不會得到安寧。

    其次,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恢復異常曲折。盡管奧巴馬政府投入巨資遏制金融危機,但美國經濟如今的復蘇步伐遲緩,失業率居高不下,各項經濟數據指標乏善可陳,導致奧巴馬政府支持率嚴重下挫。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和轉換輿論焦點,人民幣自然成為華盛頓某些政客自我解套的捷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奧巴馬掛帥的民主黨主要支持者是中小企業和工會組織,他們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動力量,而中國又是對美國的主要出口國和貿易順差國,在這種背景下,政客們便輕車熟路地把人民幣匯率問題當成“替罪羊”。因此,只要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存在,人民幣匯率就存在被輪番炒作的可能。

    第三,匯率問題政治化經常會將人民幣升值的議題推到風口浪尖。理論上,國家間匯率的決定有著一套相對客觀、科學、固定的計算公式與理論解釋工具,但實際中,少數精于選舉的美國政客很少愿意回到事實的基本面。在他們看來,匯率問題只是一種實現個人政治抱負的工具。由此導致的后果,就是現在中美之間的匯率問題被嚴重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以舒默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議員們走的是吸引眼球、制造新聞的經典路數,這些政客在國會山的日子里,除了實現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外,還需要認真完成四個具體任務——回報選民、謀求連任、提升政治影響力、尋求更高的職位。因此,如果能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彰顯自己的能耐,無疑可以成為他們今后發跡的資本。也正因為如此,今后有些美國政客拿人民幣匯率說事將成為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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