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與否不重要，人民幣匯率改革才重要

如果要進一步提高中國的貨幣政策水平,我們就必須更多地讓匯率自發調節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而不能把它單純地看作調節宏觀經濟的一種手段。

伴隨著胡錦濤主席赴美出席核安全峰會,人民幣升值問題繼續發酵。目前看來,這一問題已經由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且爭訟不休。美國總統奧巴馬以政治方式要求人民幣升值,伯南克則要求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以擺脫中國政府的操縱。國內的輿論與之相反,指認這是美國的陰謀。很多學者指出,美國政府正是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改變兩國進出口貿易現狀,減少中國出口,增加美國出口,讓美國26年來最高的失業率有所緩解,經濟得以從金融危機的打擊中緩慢復蘇。

即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匯率問題的本質還是經濟問題。中國政府必定是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來考慮人民幣升值與否的問題。而且這并非什么新問題,好幾年前就有很多經濟學家進行激辯,升值利弊也早已分析清楚。時至今日,雖然中國經濟短期約束條件與彼時不同,但是長期約束條件并沒有什么差異,過去分析放到今日仍可適用。中國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人民幣的匯率會同時影響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環境。拋開國際貿易環境不談,大家主要關注的是升值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短期和長期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短期內很有可能會導致經濟下挫,長期則幾乎肯定有利于經濟發展。但是短期有多短,長期有多長,各自的影響又有多大,這是經濟學家們最主要的分歧所在。

在金融市場尚未有效開放之前,人民幣匯率作為重要的政策工具,其走勢肯定與整個中國宏觀經濟密切相關。中國宏觀經濟越是不景氣,匯率就越不能升。因為升值的最直接后果是中國貿易條件的改變,即中國出口的產品會變得更貴,而進口的產品會變得更便宜,從而打擊中國的出口,進而導致失業加劇。但是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益處也是很明顯的。如果要進一步提高中國的貨幣政策水平,我們就必須更多地讓匯率自發調節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而不能把它單純地看作調節宏觀經濟的一種手段。我們自以為是在用匯率手段調整宏觀經濟,殊不知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被匯率政策綁架,實質上反倒變成由美聯儲發放貨幣數量來決定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

再從產業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加快利多進口和利空出口,這本身對經濟發展有利。譬如一些航空企業會在進口航空油或者歸還美元貸款的過程中受益,而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會有所削弱。這是一個極好的信號,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必須不斷向上游發展,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逐漸被淘汰。

多經濟學家在最終結論上有不同看法,但是在這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上并沒有什么分歧。近來已有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提高匯率對中國出口產業的影響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因為中國的農民工就業具有極大的彈性,這在金融危機中有充分體現,遠比西方國家要來得靈活。這些研究都有助于我們堅定放開匯率的信心。事實上,中國從2005年開始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人民幣穩步升值,三年內的升值幅度超過20%。在這過程中,中國經濟表現正常,并沒有遭遇到想象中的沖擊,此前反對人民幣升值的意見也少有人再提。

中國經濟已經克服短期的金融危機的沖擊,該是重新考慮長期問題的時候了。畢竟中國已經為過去的匯率制度付出了沉重的顯性及隱性代價。在中國宏觀經濟良好、制造業仍有不可撼動的優勢的情況下,放開人民幣匯率,才是比較理性的選擇。經濟雖然在短期內可能遇到沖擊而表現出多種可能,但就長期而言,基本經濟規律總是會起作用。國外的政治壓力不應擾亂我們基本的經濟考量,而且,進一步推進匯率制度改革,正能體現出中國的積極政治態度,既是對國內經濟負責,也是促進國際貿易環境的改善。

作者：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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