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或設國家金融穩定委員會防范系統性風險


    時間:2015-11-13





      在中央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成為了建議內容。這預示著,當下的金融分業監管格局有可能出現變動。


      據記者從接近監管層人士處了解到,目前有可能被納入考慮的方案之一是,設立更高層面上的混業監管部門,比如“國家金融穩定委員會”,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一監管機制的調整,或與近年來頻出不窮的混業金融亂象不無關聯,或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影子銀行、配資活動暴露混業風險


      在各類金融創新仍在層出不窮的當下,市場對于完善改革金融監管機制的需求已較為迫切。而近年來混業金融活動的增加始終在不斷抬高管理層的監管成本。其中,信用市場中的影子銀行業務和證券市場中的場外配資活動就是近年來混業金融活動的典型代表。


      例如在影子銀行業務中,銀行以自有資金或理財資金通過借道信托、券商或基金子公司設立的特殊目的載體“曲線”開展類貸款業務,而其該類信貸投放則將在銀行表內外形成非標資產,進而規避監管層對銀行業實施的風險資本、貸存比、信貸額度等監管指標。然而,銀行的監管套利活動,讓該類表外的“準信貸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國內廣義貨幣的宏觀調控,而與此同時,各類金融機構間頻繁的出函、兜底和凈資本占用規避等問題也在無形之間抬高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杠桿。有分析人士認為,影子銀行業務監管難度較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具有涉及多類不同牌照金融機構參與的混業特質。


      此外,作為今年攪動證券市場劇烈震蕩因素之一的場外配資則是混業金融活動日益泛濫的另一個橫切面。


      在場外配資活動中,券商為信托公司提供了外部交易接口,而信托公司則引流銀行資金為配資客戶實現場外配資交易,而這一現象則對A股實際融資盤的杠桿結構造成了改變,在股指出現劇烈下跌后,配資活動背后的高杠桿的坍塌,進一步加劇了市場波動。“場外配資也是個典型的混業產物,銀行提供資金、信托做了交易通道,券商給接口,因為監管部門也不一樣,所以對配資的管理一直是滯后的,而等到真的徹底清理時,融資盤的風險已經水漲船高了,”上海一家曾開展配資業務的私募基金合伙人稱,“這也是對配資的監管一直沒有跟上,以及為什么后來急促的清理配資的時候,很多券商會和信托發生合同糾紛的根源。”


      需要注意的是,在該類活動中,除銀行、信托公司分別提供的資金和通道外,以場外配資為代表的混業金融活動還出現了利用互聯網等新興技術實現監管套利的情況。


      “這次場外配資的一個特點是有交易系統的協助,這個系統把配資的風控自動化了,同時也誕生了交易單元、子賬戶這些東西,這大大提高了開展配資業務的效率,”一位早年參與配資系統設計人士表示,“但是恒生、銘創這些都不是證券期貨經營機構,有的只是中國證券業協會的會員,并不被證監會例行關注,所以最開始的配資監管也屢屢居于被動。”


      在業內人士看來,監管層在影子銀行、場外配資等領域出現的“監管被動”,恰恰表明現行的分業監管格局正在面臨較大的挑戰。


      “影子銀行和配資都只是金融混業發展的副產品,但混業金融的趨勢不會改變,”一位接近監管層的國有大行人士認為,“這種情況下,改革現有的分業監管機制勢在必行。”


      或專設機構防“公地悲劇”


      面對各類混業金融活動的層出不窮,存在多年的金融業分業監管格局或有望迎來改寫。一直以來,業界、學界對適應新形勢下金融監管機制的改革的猜測與呼吁也不絕于耳;而當下,混業金融監管的多種可能性正被密集探討。


      記者獲悉,在多種混業監管變局的可能性中,在國家層面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負責混業金融監管是概率較大的一種猜測。“目前被討論的一種可能性是,針對混業金融風險、系統性風險這塊設立專門的機構,例如‘國家金融穩定委員會’來承擔監管職責,”一位接近監管層人士透露,“但設立這個組織也要考慮許多問題,比如設立這個委員會之后,央行的獨立性和主導地位如何來保障等。”但在業內人士看來,針對目前存在的混業金融活動設立專門部門負責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我是傾向于認為應該專設一個機構來負責混業金融監管的,因為目前混業金融的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復雜,”前述接近監管層人士透露,“本來一行三會是有部級協調機制的,但這兩年混業金融風險的暴露非但沒有因此減弱,反而愈演愈烈,當然這也和當下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創新有關系。”


      也有學者指出,現行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對于防范金融風險而言,其所發揮的效果也并不明顯,而這或成為下一步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混業金融監管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和現行的分業監管、混業協調相比,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混業金融監管的特殊意義,或在于防范現行監管格局中的“公地悲劇”現象。


      “比如說場外配資這件事,券商是經紀商,軟件公司提供工具,銀行提供資金,”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銀金融研究員認為,“這幾類機構所對應的監管部門各不相同,但最后承擔后果的卻是資本市場,但目前機制下,除了證監會外,并沒有其他部門需要對股市的穩定負責。”


      “如果沒有專設機構,那么監管權責上很容易發生公地悲劇效應,”前述研究員指出,針對某一領域,沒有對口的直接負責部門,而是由多個部門共同協調監管,相應的亂象就有可能會出現。


      事實上,這一“公地悲劇”現象并不罕見。例如早年私募股權PE業務的監管權曾一度在發改委與證監會之間游離,而華北部分地區就曾出現過以私募基金為旗幟的非法集資亂象;而整頓各類交易所以及商品現貨市場監管被劃為多部門共管后,今年泛亞貴金屬交易所也隨即暴露了風險事件。


      “監管協調機制本質上還是各管各的,但最終承擔金融風險的卻可能是這個市場中的所有人,”前述接近監管層人士也表示,“以后普惠金融、金融創新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角色比較重要,混業的業務和產品也可能會進一步增多,如果沒有一個專設機構來進行有針對性的監管,則很可能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


    來源:江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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