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境內軍事及核基礎設施發動的協同空襲，觸發了自海灣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能源供應危機。伊朗隨后采取的反制措施——無限期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從物理層面切斷了全球石化能源循環的動脈。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運輸航道，每日承載約2000萬桶原油及石油產品，占全球石油消費量的近20%。同時，全球約20%的液化天然氣（LNG）貿易，尤其是卡塔爾北氣田的所有產出，均高度依賴此單一航道。
盡管這是一場全球性的供應沖擊，導致能源價格大漲，但其對不同地區的價格傳導表現出極大的非對稱性。石油價格在基準層面實現了全球同步跳升，但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在北美、歐洲和亞洲之間出現了歷史性的脫鉤。美國憑借本土產量和出口瓶頸意外成為“低價孤島”，歐洲陷入庫存枯竭與高價競購的泥潭，而亞洲則在實物短缺與貨幣貶值的雙重壓力下苦苦掙扎。中國通過行政調控和能源結構多樣化，在沖擊中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這種能源成本的快速上漲，對于能源密集型產業——尤其是銅、鋁、鉛、鋅等有色金屬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能源價格的上漲通過3條主要路徑影響有色金屬行業：一是直接的能源投入，如采礦設備的柴油消耗和電解工藝的電力支出；二是能源密集型化學輔料的成本上漲，如硫磺和硫酸；三是物流與供應鏈成本的增加，包括海運費等。
不同能源品種、不同地區價格
波動差異很大
石油市場在沖突爆發后的反應最為迅速。布倫特（Brent）原油作為國際定價基準，其漲幅與西德克薩斯中間基（WTI）原油以及亞洲實物到岸價之間表現出了明顯的分化。沖突爆發后，布倫特原油（Brent）快速從70美元/桶飆升至120美元/桶左右，月度漲幅創下1990年海灣戰爭以來的紀錄。在此次危機中，WTI相對于布倫特的折價顯著擴大。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產國，其本土頁巖油產量在2026年預計達到1360萬桶/日。由于美國石油貿易平衡已接近中性，且擁有強大的國內煉油能力，其受霍爾木茲海峽實物阻斷的影響相對較輕。布倫特原油反映的是更依賴海上貿易的全球市場，尤其是歐洲和亞洲。這兩個地區在失去海灣石油后，必須在西非、北海（大西洋東北部邊緣海）和美洲市場競購替代資源，這種競價行為直接推高了布倫特基準的“戰爭風險溢價”。
3月，雖然受美國政府釋放4億桶戰略石油儲備（SPR）的預期影響，期貨價格在3月中下旬有所回落，但亞洲和歐洲的實物買家仍需支付高昂的升水以確保貨源。這種現象反映了供應鏈在極端地緣政治壓力下的物理瓶頸：即使紙面上的石油供需通過儲備釋放得以平衡，由于航運受阻和運費飆升，實物石油仍難以準時到達消費地。對于實物買家而言，終端價格的上漲遠超期貨。
天然氣市場在本次沖突中表現出了最為極端的區域分裂。美國亨利樞紐（Henry Hub）的價格在沖突期間不僅沒有飆升，反而因天氣溫和及庫存充足一度跌破3美元/百萬英熱單位（MMBtu）。其核心成因在于液化產能的物理瓶頸：盡管全球急需美國天然氣，但美國的LNG出口終端在沖突前已處于100%負荷運行，無法在短期內將更多天然氣液化外運，大量本土產氣被“鎖”在國內。由于失去了卡塔爾（占全球LNG貿易20%）的供應，歐洲和亞洲被迫在剩余的現貨市場上展開“搶氣大戰”。由于沖突爆發前歐洲天然氣初始庫存水平極低（2月底僅29%），導致歐洲TTF天然氣價格在3月間暴漲60%以上，最高沖至87歐元/兆瓦時。東北亞買家對天然氣現貨的依賴更高。JKM價格在沖突爆發后的一周內翻倍，實物到岸價多次突破24美元/百萬英熱單位。
電力價格的上漲程度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取決于一次能源的漲幅，更受制于各國電力系統的靈活性、發電燃料占比以及批發市場的定價邏輯。在歐盟大多數國家，批發電力價格由邊際成本最高的發電機組決定，由于TTF氣價上漲60%以上，歐盟燃氣發電的邊際成本在沖突爆發后的10天內平均增長了50%。意大利、德國和荷蘭等對天然氣發電依賴度高的國家電價多次突破200歐元/兆瓦時，而綠電擴張較快的西班牙電力價格受沖擊較小。在日本和韓國，由于大部分燃料采購基于與油價掛鉤的長期合同，電力成本的上漲呈現出一定的滯后性和持續性。東京電力（TEPCO）和中部電力由于LNG采購成本翻倍，已計劃從4月起大幅調高零售關稅。東南亞與南亞地區的發電設施嚴重依賴高價進口油氣且外匯儲備薄弱，能源上漲迅速轉化為社會危機。美國的電力價格上漲并非完全由中東沖突驅動。2026年，美國零售電力價格預計同比增長7%，這一漲幅是通脹率的兩倍，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的爆發式需求增長成為一個關鍵的區域性溢價因素。
作為全球最大能源進口國，中國長期以來采取進口能源多元化渠道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對進口能源的沖擊，中國進口石油途徑霍爾木茲海峽占全部石油消耗總量的比例僅有22%~24%，經霍爾木茲海峽的天然氣僅占中國天然氣總供應量的約5%~7%。中國通過以下機制部分抵消了價格沖擊：通過中俄東線管道和日益增加的俄羅斯北方航線LNG交付，中國在沖突期間獲得了穩定的折價能源；中國政府在沖突爆發后立即對國內成品油實施了嚴厲的價格管制，防止國際油價完全傳導至零售端；中國發電主要依靠自主可控的燃煤發電（57%）和綠電（43%），從而有效避免了國際天然氣價格波動對電力的影響。
能源危機對有色金屬生產
的影響差異化明顯
銅、鋁、鉛、鋅作為四大基礎有色金屬，其生產流程涉及采礦、選礦、冶煉及精煉等多個環節，每個環節的能源強度和能源類型存在顯著差異。
此外，回收利用也是有色金屬供應的重要來源，再生金屬的能耗要遠低于原生金屬。再生鋁的能耗僅為原鋁5%，再生銅的能耗約為電解銅的15%~25%。鉛由于主要通過二次回收生產，其能耗強度大幅低于初級礦產。
從成本角度看，本輪能源危機對銅的成本影響是：礦山>冶煉、柴油>天然氣。由于銅采選冶煉企業能源替代的比率相對較小，若危機延續，全球銅成本曲線會整體上移，但這種上移更像“溫和而普遍的抬升”。當前，全球鋁生產的產業鏈“瓶頸”在電解鋁生產，且電解鋁主要生產成本是電力，因此，鋁是對電價成本最敏感的金屬。由于全球電解鋁企業用電大多數采用煤電和水電，受能源價格上漲威脅最大的是10%左右的以天然氣發電的電解鋁廠。由于電解鋁廠用電均采用長協價，且沖突造成海灣地區鋁大量減產，加劇了電解鋁供應缺口，在中短期內，鋁價上升會覆蓋鋁邊際成本的上升并由消費端消化。此外，天然氣上漲并不只是導致“電價貴”，而是可能演化成“電力可得性下降+冶煉產能被迫下調+現貨升水飆升”的復合沖擊。鋅金屬生產的能耗和銅、鋁有些類似，因此，鋅生產受到能源危機的影響兼具兩者的特征，及整體生產成本曲線抬升，邊際成本上升較多。鉛生產的能耗相對上述三者低很多，因此，鉛生產對能源價格波動的沖擊最小；而由于原生鉛和再生鉛的能耗相差較大，原生鉛礦山和冶煉企業的能源成本支出相較于再生鉛進一步拉大。
由于此次沖突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全球各界無法確定此次沖突將持續多長時間，也無法確定此類沖突是偶發還是代表著全球進入地緣政治高波動期，因此，相關行業也將會從更廣、更長、更深的視角審示全球能源供應的成本和穩定性，可能會對銅、鋁、鉛、鋅行業產業布局有所影響：再生金屬的優勢進一步擴大；不光冶煉企業、礦山企業也將更積極地進行自主可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未來，鋁、鋅冶煉企業產業布局也將更兼顧能源價格與供應穩定性的均衡；中國在有色金屬生產的比較優勢將進一步擴大。
轉自：中國有色金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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