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聲道試解城鎮化建設迷局

　　合理的城鎮化可以改善環境，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但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仍然存在著大量問題。比如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城市的粗放型發展、城市病的產生等等。如何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各方人士見仁見智

　　由北京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國房地產經理人聯盟、大中華購物中心聯盟、北京七星智庫聯合舉辦的“中國新型城鎮化高峰啟動論壇”，日前在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召開。來自政府、學界和企業界精英人士圍繞“新城鎮化建設”這一主題進行多元討論，擦出了思想火花，吸引了近500名觀眾參與。

　　朱相遠：既是“聚寶盆”，也是“火藥桶”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朱相遠一開始就質疑“城鎮化”的提法，他認為“市”比“鎮”某種意義上來說，更為重要。市場的健康發展是城市建設的保證。在朱相遠看來，“城”字偏向于硬件設施，他反對片面追求硬件設施投資的城市建設思路，強調城市發達于農村根源在于市場化，規模生產、專業分工、完善的基礎設施和文化的碰撞等等條件使得市民擁有比農民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積極的創新意識。

　　在談到農民市民化的問題時，朱相遠認為，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障礙不是戶籍改革的問題，而是為農民提供市民待遇的問題。一個農民轉變為市民，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比如社會保險、醫療、最低生活保障、教育和公共交通等等社會福利。

　　“農民變成市民，在中小城市每人需要40萬或50萬的經濟成本，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則需要100萬。根據中國的勞工狀況，我們的城鎮化要消化4億的農民工，就需要40萬或50萬億的巨額投入。與此同時，政府還需要保障新市民的再就業問題，無疑又增加了市民化的難度。因此農民變成市民戶籍不是問題，而在于能夠保證市民的待遇。”在引用了中科院的統計結論后，朱相遠如是說。

　　同時，面對城市化的前景，他并不是無條件看好。“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既是聚寶盆，又是火藥桶。火藥桶是說如果城市化建設舉措不當，將產生大量無法就業、沒有基本待遇的新問題，問題聚集在一起，就可能發展成社會動亂，致使經濟倒退，甚至30多年改革成果付諸東流。”朱相遠說，“推進城市化的理想，其重點、難點在于要克服工農和城鄉矛盾，還要把城市化建設和農業現代化建設聯系起來。片面城市化這條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農業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城市發展才能夠獲得一定的土地空間，才能夠更好地利用現有耕地。”

　　孫大午：一方水土富八方人

　　與朱相遠的“頂層設計視角”不同，來自企業界的代表有著自己的看法。大午集團創始人、監事長孫大午反對以政治為中心的城市化建設思路，呼吁給予民營企業家更多的自主權。

　　他強調所謂“新城鎮化”就是要區別以往城市化、城鎮化和城堡化的陳舊思路，讓民營企業家成為真正的主體力量，發揮更大作用。關于新城鎮化的內容，孫大午認為，必須要打破戶籍、土地界限，不應該再把市民分成三六九等，由農民或者企業家主導來建設一種全新的社區。以往的城市化是“八方人養一方水土”，而他心中的新城鎮化應該做到“一方水土富八方人”。

　　首先是土地問題，土地承包期太短，必須延長承包期，打破以往的三不變原則。其次，他呼吁取消現有戶籍政策，改變我們的片區的概念，打破村組的概念，形成一個大的社區概念。

　　“生產財富不是真富，留住財富才是真富裕。”他認為一個地方是否富裕不在于生產，而在于消費，在于將勞動賺來的資金用于和帶動本地的投資，只有這樣，財富才能得以良性循環，城鎮化建設才不是口號，才能真的生根發芽。

　　楊海旗：華商資本渴望回流

　　與前面嘉賓的視角不同，人民日報海外版華人華商頻道總監、國際華商部主任楊海旗的演講則著重于國際視野。

　　楊海旗希望能夠搭建一個完善的國內外資源平臺，從而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她認為，城鎮化的發展除政策導向外，更需要資金、人才、項目和技術支持。我國目前城市化建設的資金缺口還是很大的，僅僅能夠滿足三四成的需要，人才、技術也是很大的困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她提出了吸引海外的華商資本的建議。

　　然而與會嘉賓也有質疑，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經濟原理，是否只可能讓這部分資本對城市化中的某些方面感興趣，而不可能對城市化大局產生影響。

　　楊海旗認為，目前全世界有8000萬華僑華商，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入圍的華人華商占60%。楊海旗認為，華商資本有著強烈的回流意愿，尤其是其中灰色的移民資本，在國外無法合法運作，更加期盼回歸祖國參與建設。無論如何，華商資本起碼能夠為中國城市化建設帶來國際技術、管理經驗和范例參考。

　　吳必虎：土地確權是城鎮化的“硬骨頭”

　　全經聯文化和旅游地產委員會顧問、北京大學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的討論直接切入城鄉問題的核心——土地所有制。

　　在回顧了中央在歷史不同階段對土地出臺的政策措施后，吳必虎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土地一步一步的市場化，中國做得很活躍，但是從土地中或獲得的好處僅僅是政府本身。因為大眾只有被限制的土地使用權，這種使用權并不是你想如何用就如何用，比如農村的土地只能種地。他認為市場規則下，這種狀況只能助長政府的“懶漢精神”，沒有人真正對土地負責，從而產生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

　　在質疑了當前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度后，吳必虎對在城市化建設中出現的片面追求工業化的現象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單一工業化的政策非常危險，近日底特律破產就是很好的例證。有數據顯示，我國的工業貢獻率、工業用地產值兩大指標都在逐年下降，而工業用地面積卻在增長，這說明工業化遇到困境。事實是中國每年60%、70%的開發區都是失敗的。

　　吳必虎認為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轉變思路，服務業是全球城鎮化的主要推動力。

　　在吳必虎看來，在城市化病態發展的現象背后，其實是制度設置的問題。一個地方的政府都要靠兩樣的東西，一個是GDP，一個是土地，地賣得越好越舒服，他越不愿意把土地的權力讓渡出來。如果能夠放款土地承包期限，那么土地所有者就能夠更加安心的對土地進行長遠規劃，才會提高對土地的利用水平。基于此，吳必虎建議土地承包的長租化。

　　“目前我國人均耕地還不到世界水平的1/3，同時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不容樂觀，僅僅是加拿大的1/5，俄羅斯的1/8，美國的1/6，印度的一半。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們必須突破原始的賣地模式，進行土地確權。”吳必虎說。

　　實踐證明,合理的城鎮化可以改善環境，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不過，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仍然存在著大量問題。比如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城市的粗放型發展、城市病的產生等等。在這一關鍵階段上，能夠恰當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至關重要。社會各界對該問題爭論不休，其中既有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小城鎮發展道路”，也有通過大中型城市化道路大量轉移鄉村人口的集中城市化道路。

　　正如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戴長征所說，中國城市化不僅僅是政策問題，而且是一個歷史進程。中國城市化遇到的問題不單單是一個土地確權或長租化政策的改變就能解決遺留多年問題的。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最終要在發展中由具體的人來解決。城市化不是一句口號，一個簡單命題，而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變遷過程，需要每一個人思考和行動其中。

　　據本次活動的策劃總監、北京七星智庫總經理海科介紹，此次啟動論壇的議題“新型城鎮化建設”，將在10月份舉行的正式高峰論壇中，得到更深層次的探討和挖掘。屆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改委、建設部、國土部等有關政府機構，厲以寧、茅于軾等學者以及任志強、馮侖、劉永好等企業家都將會參與討論。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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