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城鎮化破解“新二元結構”

　　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12月15日—16日在京舉行，這次會議首次將“推進城鎮化”單獨列為年度經濟工作主要任務之一，其意義正如會議公報所指出，即，城鎮化既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　

　　上述論斷切中當代中國基本國情。城鎮化蘊涵巨大的改革紅利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不同于發達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基本保持齊頭并進的發展軌跡，中國的工業化被形象地稱為“壓縮式的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以驚人的速度迅速占據全球制造業生產規模第一的位置，而城鎮化進程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另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發展軌跡是，隨著本國生產技術水平提高，新的消費市場擴張必須通過調整社會階層結構、增加中低階層收入水平、提高國民總體購買力與消費傾向、促使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才能實現。但問題是，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不斷阻礙農村勞動力流向高收益產業部門，并且不斷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此，中國提振消費的種種舉措往往總是事倍功半。

　　空間巨大且時不我待，中國推進城鎮化的可行性與必要性當無疑義，我們該以何種方式推進中國的城鎮化呢？是以大城市為重點還是以小城鎮為重點？前者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應以大城市擴容為重點，因為大城市具有較為顯著的集聚效應，可以帶來更高的規模效益、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大的科技進步，以及更大的擴散范圍；后者則認為，以發展小城鎮為重點一則可以使大量農民較快非農化，二則可以把城鄉兩個市場較好地連接在一起，三則還可以緩解大城市人口膨脹的負面效應。

　　路徑不明導致中國的城鎮化在市場自發驅動下同時出現了“失靈”。大城市顯而易見的比較優勢不可避免地吸引各類資源進一步集中，由此造成本就偏向于本地戶籍居民的政策取向更難改變。但我們也看到，農村地區的資源流失以及小城鎮發展不力，造成農民在就業選擇上更加偏向于向大城市流動，而戶籍選擇上因為農村戶口附著的利益（主要是土地權益和生育指標），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

　　相互強化的“失靈”使得城鄉“舊二元結構”延展形成了“新二元結構”，也就是說，由于農民人身市民化滯后于身份非農化，大量外來農民工不能與城市戶籍居民享有同樣的公共服務。這種明顯既不公平也不經濟的狀況表明，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以及“要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才是實現城鄉融合的不二法門。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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