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中國經濟轉型 從房地產行業開始

　　此輪經濟轉型必須依托城市化的進步來實現，而城市化的關鍵是，進入城市的成本不能太高，但是高房價嚴重制約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這也需要讓房價回歸到理性，所以只有房地產市場的轉型，中國經濟才能真正轉型。

　　這些年來，公眾視野中的趙曉，不但贏了榮譽，還贏了“歲月”。2004年，時年37歲的趙曉就被評為“我們時代的青年領袖”；2006和2007年，他又分別被評為“中國地產界思想貢獻人物”和“中國金融杰出貢獻專家”。

　　趙曉常被邀請參加各種論壇，和官員、富人們高談闊論，但他告訴我們，他是個草根經濟學家，不僅因為他來自農村，還因為他心中始終關心國家的發展變化，關心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轉型。

　　從經濟轉型到政治轉型，從土地改革到房產調控的效果，2012年3月22日，《新楚商》對話著名經濟學家、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

　　中小企業正承受著

　　“內外的擠壓”

　　《新楚商》：在你的視線內，中小企業或者說是民營企業當前遇到的最大難題是什么？

　　趙曉：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轉型的困難。更具體地說，比如出口出不去，市場在萎縮。這對很多中小企業，特別是給海外做配套加工的企業來說打擊是非常大的。在溫州，在東南沿海，很多加工廠都不得不面臨倒閉或停工，這是與全球經濟聯系在一起的。

　　在國內來說，外需不行，就要向內需轉型，但是這個轉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對中小企業來說，要適應中國經濟轉型也非常艱難。

　　另外，他們還遭遇了成本上升的挑戰，比如說資金的成本，就在前一段的宏觀調控中不斷上升。此外更加嚴重的還有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后者比前者帶給中小企業的打擊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中小企業的挑戰，而且這個過程非常痛苦，它們正承受著“內外的擠壓”。

　　房地產調控“組合拳” ，

　　拳拳到肉

　　《新楚商》：2008年，你有句流傳甚廣的言論，“買房就是愛國”，現在還這么看么？

　　趙曉：當時的情況是整個經濟遭遇到了非常大的外部沖擊，如果沒有內需市場的穩定，整個中國經濟有可能掉進一個陷阱里，所以當時鼓勵大家買房，穩定樓市，進而穩定中國經濟，因此，穩定中國整個市場需求就變得非常關鍵。這個政策建議后來被國務院采納了。2008年對抗金融海嘯時，放松了樓市政策，也是起到了穩定中國經濟的作用。

　　而今情況又有所不同，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轉型地挑戰，轉型是必須要做的，痛苦和壓力也是必須要承受的。溫總理在兩會期間一再強調，樓市調控不會放松。中國政府目前正在采取一個“軟著陸”的方式，中國經濟并不會有很多的沖擊和風險，因此樓市的政策也不會變化。

　　《新楚商》：也就是說，你認為2012中國經濟會實現軟著陸？這其中的關鍵是什么？

　　趙曉：今年的問題不大，今年中國經濟肯定是百分之八點幾的增長甚至會達到百分之九。最關鍵的是能不能抓住軟著陸的時機，來推進改革，借機激發中國經濟的內在活力。目前有兩件事是必須做的：一是減稅，讓民營企業可以緩口氣；二是，國企改革打破壟斷。

　　《新楚商》：就當前的形式，如果也用一句話來呼吁或者總結，你會用那一句？

　　趙曉：我覺得應該是加快改革，避免文革與革命。

　　《新楚商》：先是滬渝，而現在，湖北也將要試點房產稅了，房產稅真能讓房價回歸么？

　　趙曉：房產稅讓房價回歸是顯然的，至于有多大的作用，取決于它的力度。從上海和重慶實施的效果來看，因為稅賦比較輕，對市場的作用比較小。但是它的方向肯定是有利于房價回歸的。

　　《新楚商》：從2008年至今，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房地產調控“組合拳”，你認為有沒有打到拍子上？

　　趙曉：這一輪應該說是打得比較準，拳拳到肉。特別是貨幣政策，它的作用是釜底抽薪。從2010年開始房價已經開始穩中有降，這正好是與利率上調是吻合的。

　　在這輪調控之前，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房價會一直往上漲，永遠都不會下跌，而當前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認為房價會下降，而且2012年房價一定會下降。大家都從上漲的預期變成了下降的預期，預期其實對房產市場的影響非常大，如果大家預期下降，市場的需求就會萎縮。

　　所以說，政府對需求的打壓，對預期的調控，都達到了相當好的效果。

　　建立土地的現代產權制度，

　　讓老百姓享受實惠

　　《新楚商》：你在微博上說：“房地產調控有兩種方式，民粹主義（作秀）的方式和民生主義（做事）的方式。如果只是為了一時地討好百姓，不擇手段，實際上是一種民粹主義的方式，最終對老百姓有害無益。縱觀近兩年來的房地產調控你認為是做秀還是做事？

　　趙曉：有做秀也有做事。做事的一面是控制了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蔓延，但是調控手段以行政手段居多，一些基礎的建設，比如說土地制度也需要更新。

　　現在的土地制度構建，一個關鍵就是土地的產權制度，應該借鑒歐美的土地制度，啟動第三次土地改革，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明確產權。比如，允許集體土地進入一級批發市場，讓農民的土地產權得到真正的落實。

　　但是現在在這方面還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我們主要在調控需求方面產生了政策的效果，但是在土地制度，特別是在土地供應方面我們沒有做很多事情，這就使得整體的格局沒有辦法走向新的層面。因此，目前的政策一旦放緩，房地產市場又會出現報復性增長。因為沒有發動土地供應的革命，這又取決于制度的改變。

　　《新楚商》：也就是說房價難降的關鍵還是土地供給不足？

　　趙曉：有幾個方面，一方面是土地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是貨幣擴張。在土地緊縮的同時政府大力的擴張貨幣，就導致了需求膨脹，這就致使房價不受控制的上漲，在一輪調控中政府的確是緊縮了貨幣，但還需要加大土地供給。

　　房價回歸理性是經濟轉型的開始

　　《新楚商》：你過去的言論提到，當前所謂房地產調控，實際是轉型。這是不是說明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僅僅是整個經濟轉型的一個開始？甚至是“導火索”。

　　趙曉：如果經濟要轉型，房地產一定要轉型。房地產市場正常狀態時可以允許一部分正常的投資資本，但投機的資本一定要被剔除。這樣才有資本流入到實業，否則實業資本“空心化”，會使整個經濟結構出現扭曲。從產業的發展來看，房地產市場必須要回歸到理性。

　　這一輪經濟轉型非常重要的就是城市化，依托城市化的進步來實現經濟的轉型。城市化的關鍵是，進入城市的成本不能太高，而高房價嚴重制約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這也需要讓房價回歸到理性，只有房地產市場的轉型，中國經濟才能真正轉型。

　　《新楚商》：兩會剛剛結束，政治體制改革再次成為議論焦點，溫家寶總理在剛剛結束的記者會上表示，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對此你是怎么看的？改革的最終落腳點或者說是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

　　趙曉：這個講話是非常震撼的，可想而知，中國的改革到了一個關鍵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改革本來是應該兩條腿走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左腿邁出去30年，而政治改革的右腿依然沒有動。用《讓子彈飛》的臺詞來講，就是“扯著蛋”。因此，當前必須要開啟政治改革，否則30年經濟改革的成果就沒發保住。

　　《新楚商》：你此前發文《中國必須重啟改革之路》，對2012中國形式有三個判斷，經濟進入下行年代，社會進入震蕩年代，政府進入風險年代，是如何得出此判斷的，能不能展開談？

　　趙曉：經濟上行的周期已經結束，4萬億帶來的效果已經接近尾聲，經濟將進入下滑的年代，什么時候能夠止滑，現在還不清楚，這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也很大。這樣就會帶來各種社會危機，所以社會會出現震蕩，政府又要去處理這些震蕩，就需要政治改革，這給改革的壓力挑戰和難度都非常大，政府的風險大。

來源：《楚商》 作者：成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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