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煤改爭議再起


    時間:2012-09-21





    當年強力推進 煤炭資源重組的成果正在“鞏固和擴大”。但有人認為,山西經濟今日之困境,就與其息息相關

    眼下,煤炭大省山西又陷“資源魔咒”,煤炭運輸不旺、港口積壓嚴重,價格急速下跌。

    截至2012年6月底,山西全省庫存煤近2000萬噸,同比增長約14%,價格也持續下跌。

    山西省煤炭工業廳稱,2012 年上半年,山西煤炭全行業銷售收入和行業利潤同比雖然都有所增長,但增速明顯放緩;山西省屬五大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的應收賬款逐月增長,最高增長率已超過85%。

    據記者了解,截至6月底,朔州市煤炭企業煤炭庫存量達到200萬噸左右,同比增長近68%。坑口煤價大幅下跌,已至綜合成本價以下。7月,該市煤炭企業銷售大面積負增長,煤礦正常生產難以為繼,生產規模自發收縮。

    嚴峻的經濟形勢,使人們再次憶起2009年開始的那場轟轟烈烈、飽受爭議的煤炭資源國有化運動。有觀察人士指出,山西今天的困難,與那場運動不無關系,煤炭資源整合形成并放大了市場風險,“賣煤難”正是這種風險的集中表現。

    8月初,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專程到山西采訪。初步的感受是,山西各界對其經濟風險與結構痼疾的反思開始升溫。他們期望,正在醞釀中的“綜改試驗區”方案,能夠成為縮小山西與全國整體發展差距的機會。

    仍然是“一煤獨大”

    今年上半年,山西經濟的基本面不容樂觀。GDP、財政收入、工業增加值增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等主要經濟指標均呈現增速下降趨勢;焦炭、鋼鐵等行業全行業虧損,其中,鋼鐵行業在1至5月實現利潤僅有2.7億元,同比下降90.5%。

    1至6月,山西省財政總收入同比增速分別為32.3%、29%、26%、25.1%、24.4%、19.8%。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永生分析說,在一個煤炭工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省域經濟中,財政收入增幅持續下跌,正好反映出其煤炭產業形勢嚴峻,行業盈利不樂觀,國有煤礦企業面臨困境。

    山西省政府早已感受到煤炭形勢蕭條帶來的壓力。財新《中國改革》記者了解到,往年都是7月召開全省經濟形勢研判會議,今年提前到了6月召開。

    以煤炭為主的產業結構,使山西經濟呈現很強的剛性特征,對省外市場存在高度依賴。鋼鐵、煤炭行業超過60%的市場在省外,焦炭市場對外依存度已超過70%。

    因此,包括山西省內學者在內的多數觀察者認為,2012年上半年的山西煤炭資源產能過剩,病根不在省內,而是外部整體經濟周期導致的需求不足。

    根據山西省官方的解釋,由于國內國際經濟不景氣,主要耗煤行業產品產量增速普遍下降,重點電廠日耗煤量保持低位,社會用電量增速回落;國內煤炭產量、進口煤炭數量快速增長,價格快速下降;社會煤炭庫存維持高位,水電發電量大幅增加,這些因素加大了山西煤炭市場下行壓力。

    盡管市場形勢堪憂,然而在“一煤獨大”的產業格局里,煤炭產業也還在竭盡全力支撐山西財政與稅收。按山西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勁民的說法,山西“每天三頓飯里面,有兩頓要靠煤炭”。這一點,在今年上半年山西的稅收情況中表現得更加突出。

    山西省國稅局的新近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山西煤炭開采和洗選行業入庫稅收收入408.0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3.37%;煤炭運銷行業入庫稅收收入41.6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1.25%。全省煤炭行業增值稅累計完成340.04億元,增長16.96%,占全部增值稅總額的60.56%。

    據李勁民介紹,山西煤炭、電力、鋼鐵(冶金)、焦炭四大傳統支柱產業占整個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歷年來,四大支柱產業對財政的貢獻都在70%左右,僅煤炭對財政的貢獻就在50%左右。

    以朔州市為例,據記者了解,該市工業的87.3%靠煤炭產業支撐,對當地財政的貢獻率超過70%。

    煤炭形勢對山西經濟的整體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今年上半年,個別地區財政收入已出現負增長。7月,山西煤炭行業稅收急轉直下,入庫增值稅僅為38.51億元,同比減少25.53%,減收13.21億元。由于山西經濟的滯后效應,隨后形勢更不容樂觀。有專家估計,本輪煤炭行業走低可能拖累山西GDP走低約5個百分點。

    為應對煤炭市場緊張局勢,山西采取的措施是“定量、穩價、提效”,部分地市明確提出“限產保價”,同時建議取消煤炭價格“雙軌制”。

    基于上半年的增長壓力,以及不容樂觀的經濟前景,“山西版”穩增長計劃先于全國其他省市出臺。該計劃包括“‘穩增長’30條”、“扶持小微企業17條”以及“支持服務業發展9條”。

    在山西穩增長計劃文件中,“全力增加投資”仍然是重中之重。據財新《中國改革》記者了解,山西省2012年的投資目標是“全年投資1萬億、項目落地1萬億、招商引資1萬億”。在“特別強調”的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項目上,2012年的“目標任務”涉及投資金額超過6800億元。

    龐大的投資計劃并不是山西獨有。按中國經濟觀察者們分析,地方版“4萬億”投資計劃正在悄然展開。盡管學界對經濟萎縮引發的本輪投資沖動普遍感到擔憂,但地方政府依然在不遺余力地為“穩增長就是穩投資”造勢、奔走,為項目爭取“路條”。

    山西省內決策咨詢人士認為,山西的發展不足問題,其重要根源是“投資不夠、項目不夠”,總投資規模偏低,在中部地區亦處于落后地位。因此,更需要簡化項目審批環節,加快審批速度。

    從記者獲得的資料看,山西在短期項目選擇上,強調的是承接產業轉移和延伸煤炭產業鏈,以及做強當地非煤傳統產業,試圖在更大程度上擺脫對外部能源需求的絕對依賴。三一重工、富士康的轉移項目以及當地的煤化工項目,都已成為重點培育對象。

    煤炭資源國有化之爭

    2009年,山西強力推進煤炭資源兼并重組,引發了“國進民退”大討論,這場爭論至今仍未結束。反對者認為,山西在“以安全的名義”驅逐民營經濟,煤炭資源兼并重組是改革倒退的標志性事件,也為山西經濟失衡帶來嚴重的“體制赤字”。

    山西省發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士在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采訪時,明確反對用“國進民退”來評價山西的煤炭資源重組。該人士說:“所有制不是重要標準,只要符合產業要求,誰干都一樣!”

    上述人士所講的“產業要求”,即煤炭企業要么具備年產300萬噸,而且至少有一個年產120萬噸的機械化開采礦井,要么企業規模不低于300萬噸每年,礦井規模不低于90萬噸每年。

    外界普遍認為,正是這個行業門檻,把許多民營煤老板擠出煤炭開采領域。 其中,據浙江方面相關人士估計,浙江大約有500億民營資本“深陷其中”,損失嚴重。

    據說,山西煤炭資源整合是“多年想干而一直干不成”的一件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整體需求不旺,“當時的煤多得根本就賣不了。”李勁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講,山西是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出手機會”。

    山西為此付出的現實代價是,在煤炭整合狂飆突進的2009年,其經濟一度負增長,最終以5.5%的增長率成為全國惟一“保八”失敗的省份。

    理論界、新聞界的輪番質疑,始終沒有動搖山西方面的決心,也未影響到中央層面對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支持態度。

    在山西煤炭資源重組受輿論抨擊最激烈的2009年、2010年,中央決策層及高層人士不斷為其合理性背書;山西省委省政府態度也很堅決,雖然受到很多“非議和責難”,但是“山西非做不行”。經過兩年的強力推進,2011年5月底,山西省煤炭廳宣布,煤炭資源整合、煤礦兼并重組基本結束。

    從記者采訪獲得的信息看,山西省內學者所總結的煤炭資源整合積極效應至少有:開采秩序得到極大改善,解決了“誰來辦礦”和“成本不合理”兩大問題;煤礦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兩年多來沒有群死群傷事故發生;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率得到提高,質量得到提升;產生了廣泛的示范效應,不少省市來考察學習“山西樣本”。兼并重組的遺留問題并不影響大局。

    對于煤炭資源整合、煤礦兼并重組的“成果”,山西省主要領導的最新要求是“鞏固和擴大”。

    值得一提的是,歷屆主政山西的官員,都在承受著煤礦事故帶來的強大政治壓力,如果不搞煤炭資源的“適度壟斷”、不搞大規模的關閉小煤窯運動,政績風險恐怕會被步步推高。

    “每一屆政府都在搞改革,都在尋找突破口,不進行資源重組,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李勁民說。

    但是,反對整合的人則認為,煤炭資源“國進民退”所隱藏的風險還沒有進入集中爆發期。靠行政權力進行資源配置、推進國企壟斷,長期看,會帶來效率低下和供應短缺,煤炭資源價格勢必畸形上漲,全社會都要承擔很高成本。

    在現實中,“國有部門效率顯著低于民營部門,同時又占用了與其規模和效率不相稱的大量的經濟資源,這是目前資源配置扭曲的一個重要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文魁認為。

    林永生對財新《中國改革》記者說,“國進民退”后的山西煤炭巨頭像只大象,行動越來越“笨拙”,企業行為的目標函數中包含太多非市場因素,難以真正有效抵御市場風險。

    當前,山西煤炭陷入生產越多、虧損越多的困境。林永生認為,如果沒有當初的“國進民退”,允許中小煤礦企業自由競爭,它們會充分利用其自身靈活性的特點,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自身經營策略,應該可以減少或避免市場風險。

    林永生說,如果經濟下行,市場需求放緩,煤炭價格下跌,減產保價是任何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的正常反應,但是,重組后的大型國有煤企帶有很多政治與社會責任,與市場經濟體制中政企分開的現代企業制度相悖。另外,重組以后的山西煤炭國有企業一旦停產或減產,也可能造成工人失業,影響社會穩定。

    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留下來繼續做煤炭開采的民營企業,因為要達到政府要求,不得不從民間借貸中獲得資金以擴大規模、采購設備,因此也埋下了許多金融風險。從目前的跡象看,這種風險也開始爆發。另外,因為政府搞“限產保價”,民營煤企可能又將陷入新一輪生存危機。

    目前,學界的共識是,大規模的國有化路徑會削弱市場競爭的基礎,使中國市場化改革偏離正常軌道。用某種硬指標搞“一刀切”,有悖于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則,并損傷企業家精神,為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埋下隱患。

    從道德層面講,國有企業并不天然比民營企業具有優勢,因此國有化是否可以更大程度上減輕資源開采帶來的礦難、生態破壞等負外部性,目前尚無定論。多數學者認為,相對有效的辦法,是責任和產權多元化、明晰化,加以嚴格的監管制度、適當的資源稅收政策和生態補償機制。

    針對山西煤炭資源整合,有學者撰文提醒,用“國進民退”的方式讓國有部門來承擔更多更大的社會責任,是一種“家長制”作風,而試圖“一大遮百丑”的最終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更為現實的,是會加大當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

    再尋突圍之路

    外界常常以“資源魔咒”來形容山西的困境,認為其“因煤而興”,卻又逃不掉“因煤而衰”的厄運。長期粗放發展的煤炭產業,成為山西經濟和結構調整很難解開的一個死結。

    長久以來,對煤炭資源的外流,山西省內充滿抱怨;他們也不把剛性的煤炭產業結構看做是山西的優勢。李勁民認為,山西需要在多個領域推進改革,以扭轉周期性“雙向價值流失”的路徑偏差。

    按照他的解釋,山西“雙向價值流失”是指,當全國經濟形勢出現衰退跡象,山西資源價格首當其沖,利潤空間收窄,但是,同期購進材料價格相對上漲,形成價格倒掛。比如,2012年上半年,山西工業生產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下降0.9個百分點,但是,同期購進價格指數同比上漲0.4個百分點,價格倒掛1.3個百分點。

    據當地一份內部研究報告的觀點,因為價格管制,煤炭及相關能源產品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資源通過不平等交換轉移出省外。最終結果是與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建設能源基地前相比,當地民眾相對生活水平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在下降。

    山西人均GDP、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一路下滑至全國平均水平以下,到90年代,已處于全國倒數幾位。進入新世紀以來,山西經濟實力、城鄉居民收入、就業、公共福利以及教育、醫療保障等指標均處于全國落后省區行列。

    煤炭資源長期“蝗蟲式”開采,在山西被稱做“吃祖宗飯、斷子孫路”,其導致的資源浪費、安全事故都非常嚴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更是觸目驚心。

    上述內部報告的數據顯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立以來的30余年,全省累計排放煙塵、二氧化硫分別在2000萬噸以上,固體廢棄物累計堆積量在20億噸左右,工業廢水近200億噸;山西境內90%以上地表水受到嚴重污染,接近54%的河流斷面處于劣五類水質;每挖1噸煤要破壞水資源大約2.5噸。

    30余年來,山西因產煤造成的可量化生態環境損失超過6000億元;據不完全統計,在2004之前的10年間,山西地質災害(不包括煤礦事故)死亡人數近500人;新生嬰兒缺陷率為181人每萬人,礦區更是高達400人每萬人,都大大高于全國水平;癌癥病發率、死亡率較上世紀70年代上升了30%-50%,惡性腫瘤死亡占廠礦死亡職工人數的30%;高污染地區的呼吸道發病率近85%,塵肺病患者人數居全國前列。

    礦難是外界對山西最直接的負面感受。媒體對山西煤炭無序開采和大小煤礦事故的大量報道,使山西煤炭資源蒙上一層“血煤”陰影。數據顯示,2009年以前,山西煤礦每年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煤礦重特大事故13起左右。上述種種,成為煤炭資源整合的理由。但政府強力推動的整合運動,是否解決了這些難題,尚待觀察。

    長期對煤炭工業的過分偏重,對其他曾有相對優勢的產業形成擠出效應,使機械加工、裝備及汽車制造等在山西有較好發展基礎的行業喪失了發展機會,由此造成山西支柱產業單一,接續產業匱乏,經濟增長后勁不足。

    而今,轉型呼聲漸高,國家層面的支持也已經開始,“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驗區”被寄予厚望。

    2010年12月,國家發改委在批復山西申請設立“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下稱做“綜改試驗區”)的通知中,要求山西“先行先試”,“抓住與資源型經濟轉型密切相關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推進改革,率先突破”。

    山西的轉型基調,是“以煤為基、多元發展”,宣稱“用資源換資本、換技術”,因此,其煤炭產業發展要更偏重于經營、管理制度改善和技術升級,也更加注重培育戰略型新興產業。

    按照正在醞釀中的“綜改試驗區”方案設想,山西現代產業體系的“先導產業”,是山西特色的煤層氣與煤化工,以及國家層面的七大戰略型新型產業。在2015年前,非煤產業占GDP比重要超過60%。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的服務業占比持續下降,這給山西向現代經濟結構轉變釋放了不良信號。

    盡管目前山西已經出臺服務業振興規劃,但是,由于投資環境、地理、人才等因素制約,與服務業相關的諸多現代新型業態在山西并不被看好。比如要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服務、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等,觀察者稱此想法難有實效。

    財新《中國改革》記者獲悉,山西綜改試驗區方案至少在產業升級、生態治理、政府管理、城鄉統籌、收入分配等八個方面,設置了若干階段目標和制度變革要求。在財稅、金融、投資以及土地管理等要素配置機制方面,山西或將被賦予諸多關鍵性的自主改革試驗權。

    按照轉型方案,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企業兼并可能會繼續進行;現代煤化工將會有大范圍布局;要建設保稅物流港以及全國性煤炭交易中心。

    為了給“再造一個新山西”的試驗區探路,山西省成立了專門的工作辦公室,編制批復了11個試點縣和20余個省直部門“2012年行動方案”。試點地區和項目會得到資金、用地方面的支持。

    山西準備用30年時間完成轉型,其目標是“由資源依賴型經濟”全面轉向“創新驅動型經濟”。擔憂者提醒,山西經濟轉型要吸取歷史教訓,不能再做“得過且過的寒號鳥”。

    來源:《中國改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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