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媒體關于汽油價格和政治的報道讓我大吃一驚。政治學家們一致認為,總統支持率與汽油價格高度相關:汽油價格上升,則總統支持率下降。但考慮到美國長期不重視能源安全和彈性,因此,奧巴馬政府需對油價升高負責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石油價格沖擊的短期影響,是抑制其他商品的消費從而拉低增長,因為石油消費的調整不像其他商品和服務那么快。但假以時日,人們以削減石油消費作為應對。因此,長期影響比短期影響要小得多。你在節能方面做得越好,油價波動對你的影響也就越小。
在供給方面,也存在類似的短期和長期效應。在短期,供給可以根據儲備狀況作出調整。但長期影響則來自因油價高企產生的石油勘探和煉制激勵。
就政策而言,20世紀70年代末不可不謂有為。汽車節能標準出臺,但此后石油和汽油價格進入了長達數十年的下跌期,意在節能和保障能源安全的措施大多失去了效果。整整兩代人都將油價的下跌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如今出現了要求補貼、抗議漲價、尋找罪魁的風氣,而政客、產油國和石油公司無不成為公眾觀點調查報告千夫所指的對象。
對不可再生自然資源教育的嚴重不足是當前公眾情緒的根源。此外,由于當初在成本較低時對節能和能源安全投資不足,如今美國在面臨油價上漲的局面時顯得尤為被動。能源政策一直是“順周期”的,即與未雨綢繆背道而馳。不斷增加的能源市場需求和全球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使得石油價格承受著升高壓力。
反周期才是個人和政府應該持有的觀念。近期的歷史表明,我們并沒有做到反周期。能源政策則是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美國并沒有預見到危機并為變化做好準備,而是等著危機來推動變化的產生。
能源政策上的短視并非美國所獨有。比如,發展中國家多年來一直實施著化石燃料補貼,而這已被廣泛視為絕非政府使用有限資源的良途。眼下,必須反其道而行之,這意味著同樣的政治挑戰和成本。
歐洲和日本的石油和汽油幾乎完全依賴外部輸入,它們就做得比較好。出于安全和環境方面的考慮,它們通過稅收、高價和公共教育來刺激節能。
奧巴馬政府正著手規劃合理的長期能源政策,而目前美國正處于后危機去杠桿過程中,經濟復蘇十分緩慢,在此時實施能源新政,建設新的、可持續性更強的增長模式將比正常情況下更難,不管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如此。
但所謂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奧巴馬試圖解釋節能政策的本質決定了這是一項長期目標,需要逐步完成,這是對的。
很多人都聽說過這樣的觀點:民主國家的選舉周期與長期的前瞻性政策的實施格格不入。抗衡性的力量是向公眾解釋不同選擇的利弊、將民眾團結在共同目標和合理方法周圍的領導人。因此,奧巴馬政府試圖將長期增長和安全置于保持政治優勢之上。
對美國的能源安全來說,好消息是在2011年,美國轉變為成品油凈出口國。但化石燃料的價格可能還將延續上漲趨勢。合理地減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是發展的重要表現。但這不能替代更高的節能標準,后者才是促使向新的更具彈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之路轉變的關鍵。這一過程還有一個附帶好處:啟動宏偉的國際能源、環境和可持續性日程。
這需要韌勁和長期的政府關注,而后兩者又要求兩黨同時支持。對于今日的美國來說,這可能嗎?
美國政治制度的持續性低支持率部分源于其獎勵從中作梗,而不獎勵建設性跨黨派行動這一事實。總有一天,選民會起來反對放大分歧、抑制共同目標的制度,而政策體系會恢復到更高效的實用主義模式。問題在于,“總有一天”是哪一天。
來源:《財經》 作者:邁克爾-斯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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