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高價時代：中國“走出去”投資是積極因素

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11日在珀斯說，隨著能源高價格時代的來臨，中國必須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中國能源企業“走出去”投資，對世界能源市場來說，是好事，是積極因素。

　　張國寶在參加于澳大利亞珀斯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會議”期間接受了中國駐澳大利亞各媒體的聯合采訪。他說，這些年，由于有旺盛的需求，加上炒作的成分，資源不僅有商品價值，而且也成了金融工具。所以，資源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確實呈上升趨勢。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能源依存度在上升。中國對能源的旺盛需求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能源消耗實際比較低，包括居民用電，只占電力消費的13%。商業用電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幾。大部分電力消耗在制造業上。另外，由于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國每年要產十幾億噸水泥，耗能偏重。

　　他說，國家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時，強調要節能減排，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大的方面調整經濟發展結構。“十二五”規劃把調整結構放在重要位置。大的結構一定要調整，即一、二、三產業的比重關系要調整。從小的結構，比如能源結構本身來看，中國高度依賴煤炭，用量在一次性能源中的比率占到69%，天然氣只占到30%左右。西方國家與我們正好相反，油氣比重占70%左右，煤炭只占30%左右。中國一直希望減少對一次性能源的依賴，強調要大力發展綠色可再生能源，包括風電、太陽能、核能等。在能源結構問題上，中國強調要自主創新，節能減排。

　　在談到中國能源企業“走出去”投資時，張國寶說，由于中國的發展階段滯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占有世界各地資源的時候，中國完全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狀況。當時，中國對資源的需求遠遠沒有今天這么大。那么，由于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對資源的需求增加了。同時，國家也積累了一些財力，從客觀條件上也允許我們加大對國外的投資。因此，這幾年，能源“走出去”的步伐加大了，規模也比過去大得多。由于我們“走出去”比西方國家晚了很長時間，好的、資源豐富的、易采的，或者政治比較穩定的、大家都能去的地方，中國進去的機會比較少。中國能夠去的地方，往往都是資源比較貧乏，西方不愿意去或者認為那些地方投資環境不怎么好。中國后來去比西方國家早期去碰到的難題要多得多。中國所去的地方，或者說能夠讓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地方往往都是，技術上難度高，政治上風險大。還有，一些國家在國際上制造一種輿論，即“中國威脅論”，認為我們“走出去”投資推高了能源資源的價格，與他們搶奪資源。中國企業出去投資，一是增加了世界上已知資源的儲量；二是增加了國際市場的供應量。這不是好事嗎？為什么別的國家過去和現在都能做的，中國去做就不行了呢？中國出去投資到底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我認為是積極因素。

　　張國寶認為，中國與澳大利亞的能源合作越來越深化。假如說把天然氣也定義為清潔能源的活，這幾年，中國與澳大利亞在清潔能源方面的合作有很大的發展。2002年開始，中海油從澳大利亞西北大陸架每年購買370萬噸液化天然氣，開創了中國從海外購買液化天然氣的新時代。從此以后，中國與澳大利亞在天然氣領域的合作越來越廣。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兩國掃除了向中國出口鈾資源的政治障礙，于2004年簽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協議，從而開展了實際合作。當記者問到澳大利亞碳稅方案時，張國寶說，我們這次來開會正逢澳大利亞碳稅政策出臺。這個方案要先經議會審議通過，然后到明年7月1日才能正式生效。我注意到，在這個問題上，澳大利亞國內有很多不同聲音、不同意見。很多澳大利亞企業對碳稅也有看法。我來之前偶爾看到一份材料說，澳大利亞的電價漲得很厲害，普遍漲了30%。有材料分析指出，如果澳實行碳稅政策，估計電價要漲60%。首先，這本身對澳大利亞民生會有影響。再則，這兩天，我們一直在探討碳稅對中國與澳大利亞的貿易乃至投資的影響。我們還要對碳稅的具體細節進行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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