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博弈百態：地方政府不再歡迎央企圈資源

　　央企與地方的矛盾一直沒有停止過，只是在不經意間發生著轉變。從熱情招商，到清醒看待，再到索要條件，地方緊逼、央企受挫的背后，是否另有隱情。

　　從來沒有哪個領域，像如今的能源一樣受到如此多的關注，糾結著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脈絡。

　　這些年，地方政府與能源央企間的關系在發生著微妙的轉變，華彩咨詢總裁白萬綱說這就是博弈，而且在持續升級，“地方政府對待能源央企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熱情招商、清醒看待、索要條件。”

　　而能源央企對地方投資的態度也在轉變，只是這種轉變同樣令人擔憂：已經從精心選址、擇優挑選資源轉變成了爭先恐后進入，甚至出現了在同一個地區央企間互相挖墻腳的情況。

　　縱觀地方政府與能源央企間的關系，開始是央企主導，后來是地方政府主導，現在則是雙方討價還價到不可開交的局面。

　　在吉林省某縣，縣委領導通知所有的風電場必須用當地的風機，外地的風機再好也不能用，否則不給批風力資源，這種霸王舉措，地方政府官員稱之為“為了地方經濟發展”，并聲稱“就是省長下令也沒用”。那些與國內知名風機企業有著良好訂貨關系的央企們則是無奈至極。

　　“很多央企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圈資源，我們不歡迎，我們資源型城市要轉型，央企來要配合我們轉型，而不能僅為了自身利益搶占資源。”在山西土生土長的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煤炭專家李霆顯然在力挺地方政府。

　　更有甚者發表了這樣的觀點：“央企也應該明白，到省里來后，根本就不應該享受超國民待遇，事實上，用地方的資源，要給本地做點事。現在省屬企業能做到用本省的資源為本省做事，但是央企做不到。”

　　作為央企的代表，神華集團神東公司表示，由于地方保護，央企開拓資源變得越來越困難。另外，水電顧問集團成都勘測設計研究院市場發展部部長陳繼勛對《能源》雜志記者也無奈地表示：“一個水電站，被迫水庫建在一個縣，大壩建在一個縣，廠房又建在另一個縣。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地方政府爭搶，他們爭搶的不是水電站，而是水電站帶來的稅收等實惠，企業無奈只能按比例給三個縣納稅，央企在地方遇到的發展障礙有些顯得很可笑。”

　　對此，白萬綱笑言：“應該鼓勵地方和央企博弈，博弈得越充分，決策就越優化。”

　　博弈百態

　　今年5月份，國家能源局下發了《關于酒泉風電基地建設有關要求的通知》，對酒泉市能源局在酒泉風電基地二期工程建設中給企業定任務指標、設備招標要求選本地產品等行為提出嚴厲批評，同時強調“未經國家核準的項目不得開工建設”。

　　據悉，這已經是國家能源局針對酒泉風電建設發出的第二份通知了。第一份是同年的3月27日，內容大致相同。

　　導火索是3月19日酒泉市能源局發出的一則《關于酒泉風電基地二期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向相關企業下達2011年的“建設任務”，提出“進度要求”，并對風電“具體機型”做出安排，甚至提出“完不成開發任務的企業，剩余指標的開發權中止”。最令人吃驚的是，該《通知》還指出“酒泉風電裝備制造產業園是科技部確定的國家風電裝備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同等條件下，原則上競爭擇優選用該園區生產的風電設備”。

　　酒泉風電基地正是央企扎堆建設的地方，第一輪風電招投標，以中節能、國電龍源為首的央企紛紛中標和跟標酒泉基地，20幾個項目幾乎同時開工，近500萬千瓦風電機組瞬間矗立。原本是其樂融融的景象，緣何鬧到必須國家能源局兩次出面調停？

　　一時間，酒泉事件成為各媒體追逐的焦點，但是更多的聚焦在于“整頓風電行業”，而無人去關心背后的緣由。多方聯系之后，某央企風電公司負責人對《能源》雜志記者透露，“風電行業有個很奇怪的規定，也是國家所謂的扶持政策，就是用風電場發電后的增值稅17%來抵扣電力設備，什么時候抵扣完了再交增值稅。如此算來地方政府至少五六年收不到增值稅，這將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白白出賣了風力資源，稅收卻得不到保障，地方政府無奈，只能“別出心裁”。

　　于是，“地方上提出讓我們在當地建風機制造廠，因為只有風電場有抵扣的規定，風機制造企業的增值稅是如數上繳的，所以，他們希望把制造廠稅收留下。如果不能建設風機制造廠，那么地方政府就自己引進風機企業，然后要求所有的風電場都必須使用當地的風機。”

　　其實，酒泉只是一個代表，據上述風電企業負責人透露，全國各地都已經默認了這種“亂象”。資深電力分析師周宏宇對《能源》雜志記者說：“搶占風電資源，已經讓很多企業失去了理智，況且一家企業一旦同意，其他家為了不被擠出隊列就必須跟風，久而久之，央企博弈的籌碼越來越弱，地方政府的條件也越來越多。”

　　僅僅是風電領域在博弈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煤炭、煤層氣、核電、水電、石油，等等，能源的各個領域都如此。

　　煤炭的烏金保衛戰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性話題，長期積累，只是風電的突然爆發，使得煤炭的博弈被忽略了而已。

　　我國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70%的比例，也使得對煤炭的搶占更為赤裸裸。“山西是排外的，也是聰明的，起初不允許央企介入。近年提出轉型才大肆歡迎央企的進入，但這種歡迎也是有條件的，就是必須符合轉型戰略。但內蒙古就不同了，沒有像山西一樣培養過多自己的企業，神華的介入顯得理所當然，但問題逐步暴露，身為央企的神華和內蒙古當地的公司伊泰、匯能之間矛盾重重。”煤炭市場專家李朝林如此表述。

　　“去年，山西煤炭重組期間，外省的很多企業找過我，問能否去山西分一杯羹，但是我跟他們說去山西根本沒戲。中煤是央企，有政策扶持，而且鼓勵央企參與地方煤炭企業的整合，但是地方還不太歡迎。”仁達方略董事長王吉鵬對《能源》雜志記者說。

　　內蒙古作為跟山西同樣的產煤大省，沒有像山西一樣擁有同煤、山西焦煤、晉煤、潞安等有實力的大企業可以與央企抗衡，伊泰、匯能等自有企業的迅速崛起依舊沒有形成山西那樣的氣候。于是，面對神華等央企，內蒙古提出了“就地轉化率50%”的硬性規定，隨之新疆等地也相繼跟風。眾多后進入的央企自然紛紛碰了釘子。

　　“不可否認，神華擠占了內蒙古屬地企業的份額，所以博弈在所難免。”白萬綱說。

　　如果說煤炭只是各省自掃門前雪。那么煤層氣的矛盾則已經根深蒂固了，并鬧到了國務院。

　　山西沁水盆地的官司至今令人記憶猶新，中聯煤層氣公司隸屬于央企中煤集團，晉煤集團隸屬于山西省國資委，這兩家企業為礦權重疊問題打了幾年的官司，并雙方多次發生肢體沖突。

　　隨后，山西省開始扶持自己的企業開發煤層氣來對抗中聯煤這家國內的老牌央企。河南、陜西等煤炭大省也紛紛受到啟發，創辦了自己的煤層氣公司，限制央企的進入。

　　還有水電，地方政府和央企間也爭得不亦樂乎。比如注冊問題，由于水電站的特殊性，一條流域可能東岸是一個地區，西岸又是另一個地區，水電站如何注冊就成為兩邊政府的力爭之地。

　　“有的還牽涉到兩個省。比如溪洛渡水電站、向家壩水電站，工程建設和稅收都要一個地區一半，不過由于是國家的重點工程，國家可以出面來協調。但很多小水電站就沒這么容易了，經常為注冊地而博弈。”陳繼勛說。

　　再比如移民問題。地方政府為了多爭取一些移民，更是做足了文章。原本只移民1萬人的工程，在政府的壓力下，水電站不得不移民2萬人，才能順利拿到幾十個手續的批條。

　　由此可見，博弈已經滲透到能源的各個領域，而且在加速度。

　　央企的抱怨

　　某央企風電公司擁有近百家子公司。聽起來挺不錯，但是這家央企的負責人卻露出了一絲很詭異的笑容，他說：“很多是被迫的。”

　　“比如在黑龍江，我們有十幾個公司，因為每到一個縣開發風場，就會‘被要求’在當地注冊一個公司，后來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十幾個公司就一套班子，然后每個縣里的公司設一名常務副總經理。因為注冊這樣一個公司，除了能解決地方的納稅問題化解矛盾外，對我們公司實在沒有一點好處可言。遼寧、內蒙古也都是一個縣一個公司，所以造成了公司數字有點多。”該負責人這樣解釋。

　　而對于前面提到的增值稅問題，該負責人提出，抵扣不僅僅對地方政府是損失，對風電場也是損失，“以前是增值稅減半，就是8.5，這樣我們還有折舊費等算進稅收里，后來直接抵扣了，如果原來的銷售收入是117元錢的話，退了8.5，那就是108.5，我們還有利潤。現在這個17元就直接抵扣稅收了，折舊不管了。風電場的銷售收入就減少了，業績就相應下降了。”

　　用他的話說，地方政府把氣都撒到央企身上，要求央企在當地建風機制造廠，或者要求選用當地的風機，這對央企是不公平的。“風力資源豐富的地區都是邊遠貧困地區，建廠就是浪費。這是嚴重的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我跟財政部也反映過情況，建議他們干脆就把制造廠的稅收減掉，抵扣給風電開發地區，制造廠就應該到天津這種大城市來做。所以，唯一處理的方法就是減少制造廠，減少短期效益，增加建設風電場本身對地方的好處。”

　　陳繼勛供職的水電顧問集團也是一家央企，對于水電的夾板氣，他一口氣談了很多，“建安稅、國稅、地稅、營業稅，等等，水電對地方的貢獻還是挺大的。比如我們有些公司注冊地在北京，但工程是在地方做，如果你只是建安稅交地方，其他稅都交北京，那地方就會有意見，干起來就會很困難。為了緩解地方與中央博弈，就必須在地方成立一家項目公司，這個項目的稅就在地方交，拉動當地經濟發展。”

　　陳繼勛也坦言，如果一家地方企業和一家央企共同看中一個項目，地方政府還是傾向于地方企業的，并且還會給予一些優惠政策。

　　對此，被稱作“水電斗士”的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更是深有體會，他說，四川的一些水電站是央企占52%，川投公司占48%，如果沒有地方企業這么高比例的份額，這些項目也拿不下來。

　　“以前是地方企業巴結央企，現在央企反過來要討好地方企業，才能分得一杯羹。以前就國家一家，國家電力部要去建水電站，當地政府都高興得不得了，現在幾大電力公司都去建設，地方政府就要衡量一下誰給的條件高再給誰了。”張博庭說，“改革開放后，央企都跑去建水電站，地方政府的胃口也越來越高。原來根本不去考慮注冊地的問題，因為建了水電站當地的實惠就不少了，不會提過多要求，現在要在幾個開發商間比較，這些問題就非常突出。”

　　對于煤炭央企，抱怨就不僅僅局限在對資源的掌控上了，央企反映，他們在地方項目的一些骨干也時常會被地方企業高薪挖走，損失是無形的，這也正是他們不愿意接受的。

　　地方政府的無奈

　　“央企平時養尊處優慣了，受點氣就開始使勁喊，其實那都是一些小氣。如果去國外開發資源，受得氣更多。”李朝林有點不屑，“現在還是央企的優勢多，同樣是國有企業，縣里的就不如省里的，省里的就不如中央的，比如內蒙古，雖然伊泰有實力，但是那么大的一個地方就一個伊泰有什么用，很多資源還是得被神華占領。”

　　或許，地方政府也有其無奈之處。

　　近幾年，新疆成為央企們的目標，紛紛提出動輒上千億元的投資。資料顯示，新疆資源豐富，石油預測資源量占全國陸上石油資源量的30%，天然氣預測資源量占全國陸上天然氣資源量的34%，煤炭預測資源量占全國的40%。起初，新疆政府是非常歡迎央企的，但是從去年開始，新疆自治區政府開始提出一些附加條件了。

　　“自治區政府新近出臺一些政策，如果央企進入幾年內不開發就必須撤出。”新疆當地能源企業的一位副總對《能源》雜志記者說，“很多企業是奔著新疆的煤、油、氣來的，來的時候承諾了很多條件，自治區政府也給其很多優惠，但多是先占上資源，跑馬圈地，隨后就沒有動靜了。”

　　神華集團神東電力公司王建元也坦言，“一些電企，由于市場煤計劃電的緣故，都想有自己的煤炭資源，如果出現煤炭供應不足，自己的煤源就可以用，自然都希望先占一塊存上，作為后備力量。這難免會出現跑馬圈地的現象。”

　　正是跑馬圈地，才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反感。

　　白萬綱介紹，有些省發現央企實實在在為本省做的事沒承諾的那么多，什么事都要給集團打報告，自己定不了，該開發的不去開發，開發進度完全掌握在企業手中。于是，地方政府開始扶持本地的企業和央企博弈，“如果央企能夠和本地企業合作，這對省里來講是上上之策”。

　　山西最近砍掉了很多央企投資的項目，而且是省長親自下令砍掉的。李霆說，“很多央企的切入點不對。山西在轉型發展，選轉型的項目就會通過，他們還是繼續投資諸如煤、焦、電這些傳統項目。這些項目已經飽和了，而且還增加排放。這些沒有新特色的項目，即使要上，省里也是留給自己的企業，不會給央企。”

　　“央企投資山西，動輒就提出幾千億元的投資，其實他們不知道，山西不缺錢。”李霆介紹，近期，山西省委省政府全體出動進行調研，提出了“用資源換資本”的思路。銀行對地方貸款是交抵押品，而山西最多的抵押品就是煤炭，銀行很愿意接收。現在能源企業上市，有探礦權就能上市，山西的五大煤炭集團不僅有探礦權、采礦權，還有相關證件，很容易上市，如果全部整體上市，利潤非常大。據估算，山西將有2.7萬億元的資產。

　　“即使我們拿出1萬億元來融資，任何一家央企都沒辦法跟我們比了。央企如果還是以施舍的角度來看待投資，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李霆說。

　　“中央能源企業依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如果不改變思維方式和行為，這些企業的發展就很難了。國外企業和地方企業對央企形成了一定壓力。央企現在也在試圖跟上地方政府的轉型步伐，應該怎么做？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央企跟地方擰成一股繩，不能再以老大自居。”

　　進步還是倒退？

　　中國礦業聯合會調查研究部主任盧業授并不擔心地方政府與央企的博弈，他說，這無非是想多拿一些稅收，爭來爭去都是全民的錢。

　　然而，王吉鵬卻發現了另外一層含義，就是地方政府博弈的資本地方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不正當的政企關系，企業的資產、人事都歸政府管，地方國有企業就儼然當地政府的一個下轄部門。

　　“現在各煤炭大省都在重組，鼓勵跨省重組和央企參與重組是國家戰略，這些政策效果是慢慢顯露出來的。這本是一種進步，但是，當市場主導被推到一邊，而重視行政主導時，事態就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了。”王吉鵬說。

　　但是，白萬綱卻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因為博弈得越充分，決策才能越優化。

　　白萬綱把央企到地方投資稱之為“省部合作”，并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省里主動，省里認為央企具有省企不具備的優勢，而且央企帶來很多批文、項目，不占用省里努力獲得的資源，是額外的，故而非常歡迎央企投資。

　　第二階段，央企到省里后會擠占省企的發展空間，而且央企優勢很大，武漢等地方專門建立了央企產業園，天津空港產業園也招去了中航工業等央企，后來地方政府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開始謹慎和央企對接。只有帶來收益并帶來較大帶動能力，省里才歡迎。比如山西主動找到鐵道部，希望鐵道部的相關產業放到山西，帶動山西裝備產業鏈。

　　第三階段就是省里出條件，央企可以進入，但必須要帶項目來，帶批文來，地方上批不下來的項目，希望央企額外贈送。比如山西某企業和華潤合作，前提條件是華潤必須幫其批下來一個超臨界火電廠項目，結果華潤真的幫他們批下來了，山西省才拿出煤礦和華潤合作。

　　所以，當各省的資源盤活得差不多了，本省的政策接近天花板后，地方政府也開始迫使央企帶著批文進來，推進省部合作。比如，浙江、福建、江蘇都曾經拿出上百個項目集體向央企招商。

　　“全國都是這個發展趨勢，只是有的地方資源比較豐富，可以挑著招商；有的地方比較貧困，傾盡所有來招商。三階段肯定是歷史的必然。從熱情招來客人，到挑客人，再到和客人談判，都是一樣的過程。只是發達省份先走一步，落后省份正在走，終究會走完這三階段。”白萬綱說。

　　而對于央企進入地方而言，白萬綱提到，有的起步早，有的起步晚，起步早的還想擴大戰果，后來跟進的央企也爭先恐后地介入，甚至把前面的央企已經固化下來的談判條件翹掉，因為到地方后，眾多的央企才發現優質項目并沒有想象得多。

　　對于酒泉受批事件，白萬綱也認為情有可原，他說：“風電，如果地方政府僅僅是傻招商，就給中央企業賠上很多優質資源。僅僅是土地出讓，資源出讓，沒有太多的后續收益。所以當地政府后來就想這是一錘子買賣，就要求央企建個公司，把產業留在當地。貴州、云南等地在此方面表現得都很突出，可以來開礦，但必須要成立一個企業做精加工，帶動當地下游的相關產業和就業。”

　　白萬綱認為，地方政府試圖把一段簡單的招商行為，變成有效機制，把產業鏈條移到省里，客觀上這是雙贏的，所以要鼓勵地方政府把央企屬地化。

　　烏金保衛戰

　　煤炭之爭由來已久，隨著兩大煤炭央企和五大發電集團的紛紛加入，陣營變得越來越大，央企如何獲利？地方又如何打響保衛戰？

　　煤炭被稱為“烏金”，顧名思義就是黑色的金子，在這場“外黑內光”的煤炭資源爭奪背后，各種利益沖突顯而易見。

　　從幾年前十三大煤炭基地出爐開始，一直到現在把新疆列為第十四大基地，各地的博弈就從未停止過。比如，神華集團神東公司與鄂爾多斯和榆林政府已經打交道幾十年，依舊在博弈。

　　“內蒙古開始煤炭企業重組了，伊泰是億噸級重組主體，神華也是，整合過程中肯定會有相沖突的地方，因為交叉的地方沒辦法劃分區域，所以，雙方都在談判。”伊泰集團證券部管先生電話里對《能源》雜志記者表述。

　　的確，據鄂爾多斯煤炭供應商張旭東介紹，在鄂爾多斯，神華和伊泰，一家是央企，一家是當地最大的民企，各有優勢，都是納稅大戶，甚至是“擠破頭都想進的好企業”，重組大戰中孰重孰輕很難推論。

　　其實，早在最初十三大煤炭基地公布時，時任能源局煤炭處處長嚴天科就提出神東基地的整合主體是神華和伊泰，主要向華東、華北、東北等地區供給煤炭，并作為“西電東送”北通道電煤基地。

　　兩家公司，無論從體制，還是歸屬地，都是完全不同的，只是他們業務在不斷交匯，使得兩條平行線開始交接。問題也就自然出現了。

　　同為內蒙古整合主體

　　2011年伊始，內蒙古傳出煤炭整合的消息。這也是繼山西之后，又一個煤炭大省的大舉動，自然會引發業內的普遍關注。

　　首先會期待獲悉哪些公司會成為整合主體，這將會帶來莫大的利潤和上升空間。

　　“內蒙古提出自治區內部選取一兩家億噸級煤炭整合主體，伊泰是第一家。另外，也有央企參與進來，就是神華，這是整合的另一條線。”伊泰集團證券部的管先生介紹說。

　　內蒙古兩條線路的整合模式與剛剛煤炭重組完美收官的山西截然不同，山西走的是省內重組為主的模式，分給唯一一家央企中煤的份額也是少得可憐。

　　盡管山西和內蒙古同屬中國產煤基地，但兩個省區在煤炭資源開采過程中所運用的形式卻相差很大。據悉，山西省、市、縣直屬國有控股和參股煤炭企業產能占全省的一半左右，而內蒙古的現狀則是，地方政府獨資、控股、參股企業少，大部分收益由開發企業和個人所得，地方得到的利潤少。

　　幾年前，有煤都之稱的鄂爾多斯的煤炭企業格局是，當地進入的央企只有神華集團，擁有20個煤礦；其余均為民營地方企業，擁有大大小小上千個礦井。長期以來國有和民營兩大陣營勢均力敵，各自占據半壁江山。這同時也是整個內蒙古煤炭產業的縮影。

　　所以，內蒙古第一大煤炭企業伊泰集團當仁不讓成為內部整合這條線的主體。

　　“匯能這幾年的發展也很迅猛，也有可能會成為整合主體。”出身鄂爾多斯的張旭東憑借其幾十年來對煤炭的了解，如此判斷。

　　然而，整合重組就難免出現摩擦，況且在內蒙古，央企與民企在煤炭資源占有率上一直勢均力敵，兩個陣營的對峙局面長期存在。管先生說，跟周邊的小煤礦談判，伊泰和神華很可能就會有交集，難免一些小煤礦同時接觸兩三家整合主體，這就要看各家的誠意，還要看公司的實力和發展，跟原來礦挨得最近的礦會更有優勢。

　　華彩咨詢總裁白萬綱也坦言：“神華長期進駐內蒙古，客觀上也遏制了內蒙古屬地企業的發展。”

　　此次整合大戰，正是內蒙古屬地企業迅速擴張的極好時機，山西整合成就了大同煤業和山西焦煤兩家億噸級企業，使得我國的億噸級煤企數量迅速翻了一番。那么，“內蒙古如若借此機會，也整合成兩家億噸級本地企業，那么與央企的抗衡會有優勢。”白萬綱說。

　　處處攀比

　　地方企業的實力增長，增加了其抗衡央企的資本，其中也包括對人力資源的爭奪。

　　“神華確實有技術人員跳槽到伊泰了，我們規模不斷擴大，需要這種技術人才。”伊泰相關部門負責人毫不避諱，但是他拒絕透露自己的名字，他說，“伊泰有優勢。”

　　針對其口中伊泰的優勢，繼續解釋道：“伊泰是全體員工間接持股，神華就是國有企業，伊泰這種機制和未來的前景更吸引人，如果單憑工資來說相差確實不大。”

　　的確，對于伊泰和神華，鄂爾多斯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小算盤：“伊泰是股份制企業，薪水不錯，福利也很好。神華是國企，缺少活力，工資現在不如伊泰，除非是去當大領導。”

　　除了工資和人才，在股市上，神華和伊泰也在攀比，其股民們更是熱衷于對兩家企業進行對比。

　　神華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自己的鐵路，作為國內煤炭運輸的第二大通道備受追捧，后來的中煤和五大發電集團都想學習神華模式，但一直未能成功。這一次，對于兩年前業內盛傳的建設第三條鐵路問題，伊泰變得信心滿滿，試圖學神華，擁有這條鐵路的控股權。當地媒體報道稱，伊泰集團正想把自己打造成第二個神華，因此對這條運煤專線抱有厚望，并且，伊泰的態度也很堅決，“如果鐵道部要求控股，他們就不再參與該項目”。

　　業務領域的競爭則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煤制油。幾乎同時，兩個煤制油液化項目宣布出油，并都稱自己為第一桶。

　　據了解，神華集團煤直接液化項目于2004年8月啟動建設，規劃規模為500萬噸，計劃分兩期建設。2008年12月30日，神華煤直接液化百萬噸級工業示范工程開始投煤試車。裝置運行24小時后，于2008年12月31日打通了全廠生產流程，產出目標產品柴油和石腦油。

　　伊泰也在自己的資料里寫道，伊泰煤制油公司創立于2006年3月，該項目一期工程生產規模為16萬噸/年。于2006年5月開工，2009年3月投料試生產。2009年3月27日順利產出我國煤間接液化工業化第一桶合格成品油。

　　兩家對外的宣稱更是相似，伊泰稱其煤制油項目是我國煤炭間接液化完全自主技術產業化第一條生產線，是國家“863”高新技術項目和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該項目填補了國內空白。神華也高調宣稱，試車成功讓我國一舉成為世界上唯一掌握百萬噸級直接液化關鍵技術的國家，實現了我國煤制油技術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跨越。

　　神華態度在轉變

　　伊泰與神華的攀比也是有支撐的，即鄂爾多斯政府。其實，對于地方政府培養屬地企業，神華也是明了的。

　　電話中，神華神東煤炭公司的高先生就表示：“地方保護主義很嚴重，早期拿資源好協調，現在太難了。”

　　理由顯然是跟利益掛鉤的，因為神華的稅收一部分上繳給中央，另一部分給鄂爾多斯和榆林，所以地方更愿意把一些資源給屬地企業，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注冊地在地方即可。如果神華買一些煤礦，地方煤礦就會有一部分人失業，當地政府是不愿意看到的。

　　當地政府透露，起初，神華并不注意與地方政府的協調，表現出高姿態。白萬綱說：“神華進入神東的那個時期，正是資產重組、債務重組時期，是若干個企業組成了央企，資源當時不缺，而且是富裕的，所以造成了高姿態。鄂爾多斯和榆林只能把不滿壓下，拿他也沒辦法。”

　　后來，雙方的矛盾開始出現在利益分配不均上。

　　神木縣礦產資源管理辦公室的劉先生介紹說，起初，地方政府是不愿意關閉小煤礦的，因為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就靠這些小煤礦，外來和當地企業噸煤征收的稅費不同，如果是地方企業，噸煤征收是央企的2—3倍。而且，央企又是產煤大戶，所以一年下來，榆林將為此損失幾十億元的稅收收入。

　　劉先生還透露，神華還算好一點的央企，至少在當地繳納一定比例的稅，更有甚者，一些非煤行業的央企，比如中鋁，幾乎把稅收全部拿到中央，只給地方留極小一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紹說，神華曾經“修改”產量，明明產煤1.2億噸，但只有約6000萬噸是按照當地產量計算的，其余的由其銷售公司在北京開票，這樣開采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正是這些問題才讓鄂爾多斯和榆林開始想對策。

　　當矛盾逐步升級后，尤其是進入神東基地的央企越來越多時，兩地開始強硬起來。后來陜西和內蒙古都發現神華實實在在為本地做的事沒承諾的那么多，該開發的不去開發，開發進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據介紹，當年神華進入時，承諾安排800—900人到神東礦區就業，但現在只安排了約280個人，到目前為止，神華對沒有安排的約600名職工，最終按照每人2萬—3萬元的補助解決。

　　于是，內蒙古等地開始扶持自己的企業，比如伊泰、匯能，和神華博弈，企圖讓神華能夠隨我起舞，“如果神華能夠隨內蒙古自治區來起舞的話，并且和伊泰合作，這對內蒙古來講是希望的結果”。

　　在內蒙古轉變思路后，神華也不得不隨之轉變思路，試圖修復與地方的關系。但是，由伊泰出面發起的這場烏金保衛戰依舊在繼續。

　　山西轉型的啟示

　　“以資產換資本”，山西自認為找到了一條正確的發展之路，于是，央企動輒上千億元的投資在他們眼里顯得微不足道。

　　山西的轉型報告已經到最后的階段了，不日將向社會公布。

　　或許，這份轉型報告只是熱點，會引發一輪地方企業和中央企業的爭奪戰。更令人耳目一新，或者說令央企們不得不重視的是，山西對煤炭資源的態度在轉變，對待央企的態度也在轉變。

　　當前，進入山西的能源央企已經不僅僅是神華和中煤兩家煤炭企業了，還有五大發電集團，以及以中石油和中聯煤為代表的煤層氣公司等等。央企們慣用的動輒上千億元的投資，山西已經不放在眼里了。

　　采訪中，一些山西專家透露，自從省委省政府確定“以資源換資本”的思路后，有眾多聞到氣味的機構，甚至PE、各大銀行，跑到山西，眼巴巴地等著幫助山西換資本。

　　對于一貫以雄厚資本取勝的央企來說，這種轉變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而且山西變得聰明了，他們說這還得得益于央企，神華和中煤紛紛上市，尤其是神華回歸A股后，身價倍增，放著的資源都被盤活成了現金流。山西為什么不去學？

　　山西也有眾多的煤炭上市公司，但均是集團公司旗下的股份公司上市，整體上市依舊停留在紙面上。于是，山西的設想是，把省內五大煤炭集團的資源以整體上市的模式全部盤活，再造幾個中煤，甚至打造第二個神華。這些想法自上而下，都令山西人為之振奮，為了這一個目標，山西省所有領導齊上陣。跑到江蘇宿遷、廣東等地去取經，他們也要搞產業園區，也要大批引進外地企業。但是，這一次，他們的思路依舊是變化的。比如，2011年7月，廣東的上百家企業就要集體來山西投資了，其中卻鮮見煤炭企業的身影。

　　山西省政府思路的轉變，難道就說明能源央企沒有價值了嗎？顯然不是。

　　山西需要神華，也需要中煤，更需要五大發電集團及其他非能源央企，只是不僅僅是挖煤了。采訪中，山西提到的焦化產業園項目，即德國伍德公司無償幫助山西做的兩個千萬噸級以上的焦化產業園項目，作為央企代表的神華集團和作為地方企業代表的山西焦煤集團都在積極介入。一旦成功，這將是央企和地方企業合作的代表作之一，這種模式也值得推廣。

　　所以，當有些央企計劃投資的項目被砍掉時，不要再抱怨“地方政府怎么了，為什么給投資都不要”。不妨轉變下思路，資源不再像十年前一樣那么輕易就能拿到了，需要跟隨地方轉型的步伐，開拓出新的低碳環保又能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項目，說白了，就是白萬綱那句話，央企也要像屬地企業一樣從地方利益出發。地方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項目，而是一條產業鏈，以拉動一方經濟的發展。

　　以“生活仔細”，甚至有點“小氣”而著稱的山西人很會算賬，或者說依舊傳承著晉商的某種模式和思路，他們說某央企來山西辦普通電廠他們沒有表示歡迎，因為為了一個建成后就虧損的電廠還要砍掉很多其他項目來平衡電廠的減排，他們認為不劃算。

　　山西變了，山西人的思路也變了，那么，央企呢？

作者：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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