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將紡織業帶入新歷史發育期

　　進入2014年,雖感經濟體制改革春風陣陣拂面,但紡織企業身負外部因素及自身轉型壓力,對經濟形勢和自身發展的預期并不樂觀。因此,在近日舉行的中紡圓桌論壇第九屆年會上,經濟學家信心十足地宣稱,紡織業將在調整轉型中迎來新的發展黃金期。

　　
　　業界人士不禁捫心自問：誰是那個有準備的人，誰是那個“做對了”的人，誰能夠笑到最后，最終收獲那一桶金?這場論壇好似一架望遠鏡，讓與會者在現實的骨感里眺望到未來的豐滿;又好似一只萬花筒，為眾人描摹出五彩繽紛的產業新前景;還好似一個放大鏡，讓我們看清了行業必須破舊立新、調整突破的慣性與瓶頸。
　　

　　宏觀形勢判斷：全面深化改革將紡織業帶入新的歷史發育期
　　

　　賈康：領會三個“核心概念”

　　
　　發揮混合所有制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三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這三個核心概念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接。
　　

　　第一個核心概念是第一次明確提出現代國家治理理念。“治理”二字不同于之前的管理調控：管理調控強調的是自上而下，而治理強調的是多元主體互動，以最大的包容形成一套制度安排和機制鏈接。
　　

　　第二個核心概念是《決定》中多次出現現代市場體系。這是首次提到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我認為，現代化國家治理必須匹配現代化市場體系。
　　

　　第三個核心概念是要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從這些要求來看，顯然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也關乎一系列改革當中攻堅克難和協調配套的問題，它服務于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讓統一市場對資源優化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促進社會公平和國家長治久安制度建設。一句話，它服務和支撐改革全局，是我們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和中國夢最須抓住的制度紅利。
　　

　　政府的所有作為必須以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撐，政府在現代財政制度的約束下，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使其職能合理化，做其應該做的事，從而使現代市場體系能得到最好運行，使現代國家治理發揮出潛力和活力。
　　

　　這個邏輯鏈接下，我們看到，三中全會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新政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當然，混合所有制經濟并不是我們創造的，西方一些經濟學家比如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早就提出，很多國家的經濟都是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既包括公有制也有私有制，既有政府部門也有私人部門，既實行計劃調節也實行市場調節。

　　
　　這種混合所有制發展將會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重要實現形式，因為它們更具有活力，更具有創造力，更能做到責權利相統一，因此這就意味著通過引進非公經濟、非國有資本，可以有效地改造國有資本，可以保證國有資本掌握國民經濟大的方向不迷失，在保證國民經濟命脈的同時，又能激發國有資本的活力。
　　

　　姚景源：四大壓力懸于當下

　　
　　全面改革五位一體

　　
　　中國經濟現在正處在轉型關鍵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過去一些經濟政策副作用的“消化期”。因此我們面臨著諸多困難。

　　
　　一是經濟下行，增長速度放緩會帶來諸多問題，比如說就業壓力增大，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降低。二是產能過剩，黨中央、國務院明確表示，要改造和提升一批，消化一批，淘汰一批，轉移一批。但化解產能過剩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損失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下行又是一個壓力，國家還要穩住經濟增長速度。所以，對于中國經濟來講，這是個難題。三是生態環境惡化，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們的增長方式，因此我們迫切需要轉變增長方式。四是地方債務的風險，很多地方政府寄希望于土地溢價來償還債務。同時，有些地方政府借錢干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無效益工程，且償還意愿不強。
　　

　　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改革，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五位一體的改革當中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就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因此，今后凡是符合市場發揮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機制體制將得到加強，凡是阻礙、束縛市場發揮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就是改革的對象。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國的紡織業又將迎來一個新的歷史發育期。發揮市場配置對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那些依賴行政壟斷、特殊資源的行業將會遇到嚴峻的考驗，而紡織行業過去就是在市場經濟下摸爬滾打得到發展的，今后紡織業的發展環境將會得到更進一步優化。
　　

　　行業現狀判斷：新舊增長模式轉換關鍵期已經來臨
　　

　　張燕生：“五個轉換”勢在必行

　　
　　“五缺”瓶頸亟待解決
　　

　　《決定》中有一句話：要站在一個歷史的新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對紡織人來講，我們究竟站在什么樣的歷史新起點上?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大幅升值，到目前已累計升值36%。同年，全球紡織品服裝配額制度取消，但中國紡織行業受制242條款，仍面臨貿易制裁和沖突，貨物到港卻不能上岸。2012年要素成本上升，全球需求萎縮和產能嚴重過剩，棉花價格倒掛，人民幣升值加速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摩擦加劇和歐美的再工業化所產生的產業回歸和產業對外轉移。
　　

　　但是，2012年紡織業研發創新支出占GDP比例的增長是過去10年最好，城鄉新增就業是過去10年最好，紡織人過去10年的表現告訴我們，誰早結構調整誰就早主動。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突然發現過去幾年紡織人確實站在了用改革調整，轉變方式來贏得生產率增長的新時期。

　　
　　現在紡織產業正處于新舊增長模式轉換的關鍵時期。2012年是新舊發展模式的臨界點，以往30多年的低成本驅動模式、簡單模仿模式、大規模生產模式、粗放高碳模式、制造主導產業的模式，正在轉向要素優化組合模式，創新驅動模式，高品質、小批量、定制和電子商務模式，低碳模式，以及研發與市場主導產業的模式，解決技術、人才、訂單、融資和規范秩序等瓶頸問題，紡織業將迎來新的“黃金30年”。
　　

　　當前，紡織產業轉型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瓶頸問題。這些瓶頸我稱為“五缺”。

　　
　　第一缺技術。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首先要開放創新，通過全球合作來解決我們缺技術的問題。其次是引進來，把美、日、歐先進的技術理念、管理理念、發展理念，先進的創新過程，先進的創新實踐引到國內。再次是本地化，以滿足紡織轉型發展對技術的需求。
　　

　　第二缺人才。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發現，職業教育、技術培訓變得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迫切。

　　
　　第三缺訂單。跨國公司的采購網絡由過去的中國下單，賣銷全球，開始轉變為在我們周邊下單，產品內銷中國。這個時候我們面臨著怎么做渠道，怎么做網絡，怎么做品牌的問題。
　　

　　第四缺資金。如何將資金在合理的財務成本基礎上進入紡織產業，怎么解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問題，怎么能夠為落后地區紡織業發展創新提供中長期的融資產品、市場和渠道。

來源：中國行業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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